因此，1919—1945年英国和美国军事战略的变化调整及其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发展，是一个从和平走向战争的一脉相承的过程，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从建立到崩塌所作出的反应，也是雅尔塔体系建立的重要基础。这为以1919—1945年作为一个时间段去研究英美军事战略提供了逻辑上的合理依据，不仅有利于丰富和加强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和战争进程的认识，加深对雅尔塔体系的理解，而且能够促进对20世纪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认识和理解。
其次，有助于从学术上理清并揭示英美特殊关系形成的历史轨迹。
20世纪前半期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是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基础和外在表现形式。英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特殊性”，不仅仅表现在两国在种族、语言文化、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更主要体现在这两个国家为抵抗法西斯的侵略扩张而形成的军事战略同盟关系，这是两国“特殊关系”的最重要的基石。对其加以研究，不仅有着学术上的价值，而且有助于理解当前的英美关系。
为赢得对法西斯国家战争的胜利，甚至早在美国参战之前，英美两国就达成了“先欧后亚”或“德国第一”、“大西洋第一”的共同战略原则，并一直坚持到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战略原则，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整合协调两国的战争努力，英美于1942年年初建立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CombinedChiefsofStaff）。在战争期间，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一直仅限于英美两国军方之间，并未将这种国际合作机制加以扩大。这种做法，引起了中国、加拿大等其他盟国成员的不满，但也说明了英美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
在英美两国战时合作的过程当中，其政府官员和军方人士建立起了密切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尽管不能说所有的关系都是融洽的。其中，丘吉尔和罗斯福分别作为英美两国战时的政府首脑，仅他们战时的来往电函（包括电报、信件、备忘录和短笺）的数量就超过了1700份，这还不包括两人多次的首脑会晤、未有文字记录的偶尔的越洋电话、发给第三方（如罗斯福的私人助理哈里·霍普金斯）但明显要让对方过目的电函以及已经遗失、无法找寻到的此类文件。[2]甚至有时丘吉尔和罗斯福一天之内就有多封电报往来。除此之外，像安东尼·艾登、哈罗德·麦克米伦、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乔治·马歇尔等这样的英美战后政府的首脑或高官，他们在战争期间风雨同舟的作战经历对战后英美两国继续维持“特殊关系”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最后，对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进行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英国这一旧的世界霸主与美国这一新的世界霸主之间角色转换的认识。
自美国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赢得独立之后，英美两国基本处于竞争对立的状态之中。随着19世纪后半期美国逐渐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大英帝国则日渐衰落。英国和美国最终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捐弃前嫌，建立起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两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也逐渐发生着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