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美国—荷兰—英国会谈”，即“ADB”会谈，是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西方国家针对日本向东南亚的扩张而采取的行动。然而，美国认为该计划与“ABC—1”的义务不相符合，而且它关系到的问题只是英国政府关心的问题，从而拒绝了这个计划。
随后的1941年8月，丘吉尔和罗斯福在纽芬兰附近海域举行了大西洋会议，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双方高级军事官员也举行了会谈，但双方在“先欧后亚”大战略的执行问题上以及中东问题、太平洋战略等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消除。尽管如此，英美双方正积极朝着建立军事战略同盟的方向迈进。
第三编为“同盟的确立与发展”，包括标志着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正式确立的“阿卡迪亚”（Arcadia）会议，以及英美在北非、欧洲和远东太平洋3个战场军事战略的确定过程。出于研究的便利，本书采取将这3个战场的军事战略分开论述的做法，事实上，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关联的。内容包括第八章至第十一章。
美国参战后的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英美两国军方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正式公开的政治军事会谈，“先欧后亚”大战略得到了重申，标志着英美军事战略同盟关系的正式形成。但是，双方在如何执行这一大战略方面依然有着不同看法，尤其是在远东战略上的分歧更为严重。丘吉尔在会议上提出了北非作战构想，后因为形势和条件的变化最终搁置。此次会议决定建立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为英美战时军事同盟关系的重要纽带和象征。
1942年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军方提出跨英吉利海峡登陆作战的“围歼”（Roundup）计划和应急的“痛击”（Sledgehammer）计划，但遭到了英方的反对。6月丘吉尔二访美国，罗斯福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同意了丘吉尔主张的北非作战行动——“体育家”（Gymnast）计划。尽管马歇尔为“围歼”行动作了进一步努力，但罗斯福最终坚定地命令实施北非作战计划。然而，英美双方随后又在具体行动方案上发生争执，最终依然是靠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个人协调，北非行动才得以顺利实施。
北非战役胜利之后，两国的战略合作进一步经历了英国战略观点占上风到美国战略观点占上风的转变。英美双方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三叉戟”（Trident）、“四分仪”（Quadrant）、开罗—德黑兰等会议上就欧洲战略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争论。英方主张从北非跨地中海占领意大利和挺进巴尔干，美方依然坚持早日实现跨英吉利海峡的作战行动，最终这个问题在德黑兰会议上因斯大林支持后一行动方案而得到解决。值得注意的是，1943年5月召开的“三叉戟”会议，是英美战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这次会议一改之前英方观点占据主动的态势，美方战略观点开始逐渐引导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战局发展方向。
由于“先欧后亚”的战略指导原则，太平洋战场一直从属于欧洲战场。但是，1943年之前太平洋战场的美军人数实际要多于欧洲战场的美军人数，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也时常以太平洋战场作为迫使英国承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筹码。中途岛之战扭转了太平洋战场的不利局面，美军开始从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向日军发起反攻。随着“越岛”战术实施得比较顺利，美国获得了越来越靠近日本本土的战略基地，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因此开始下降，最终在开罗会议第二阶段表现出来，罗斯福同意了丘吉尔提出的取消“海盗”（Buccaneer）作战计划的建议。1944年5月，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向史迪威下达命令，收复缅甸不再是其主要作战任务，这样中国战场地位进一步下降，但中国抗战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贡献是不容抹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