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1943年年底，从阿萨姆经利多（Ledo）和英帕尔（Imphal）向缅甸发起积极猛烈的地面和空中作战行动，与从云南出发的中国军队同步，以牵制尽可能多的日军，掩护通往中国的空中航线，且以此作为打通滇缅公路的一个必要的步骤。
（3）通过两栖作战行动占领阿恰布和兰里，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大战果。
（4）切断日军通往缅甸的海上交通线。
（5）继续在印度为最终发起类似“安纳吉姆”计划规模的海外行动进行后勤准备。
（b）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行动
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已研究了各种行动路线，他们同意进行的作战行动的目标如下：
（1）在中国及以中国为基地实施空中作战行动。
（2）将日军驱逐出阿留申群岛。
（3）占领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
（4）占领所罗门群岛、俾斯麦群岛和日军占领的新几内亚地区。
（5）加强针对敌人交通线的作战行动。[27]
尽管没有使英方作出发动“安纳吉姆”行动的确切承诺，但会议最终的报告大多体现了美方在太平洋远东战场的战略观点，如同在欧洲战略上一样，表明“三叉戟”会议对美方来说是一次胜利。李海提道：“双方最后达成的协议，比原计划对美国更有利。当然，这还要看我们的盟友在执行这些协议的具体行动。”[28]英国海战史学者约翰·科斯特洛指出：“华盛顿的‘三叉戟会议’迫使首相和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第一次认识到美国从今往后将在太平洋战略上发号施令，而且现在也处于左右大西洋战略的地位。在这个联盟中英国已沦为一个小伙伴。”[29]的确，无论是在欧洲战略上，还是在太平洋战略上，“三叉戟”会议是英美战略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此后，美国的战略构想逐渐占据上风。
“三叉戟”会议之后，英美联合计划人员试图就对日战争制订一个长远而全面的作战计划，但是由于一方面欧洲战略的具体实施方案仍然未最终敲定，另一方面双方在缅甸作战行动上分歧仍然较大，致使对日战争全面计划的制订工作一时无法完成。美方计划人员分析，英美在太平洋战略上分歧的实质是“对支持中国继续作战存在不同的评价”[30]。也就是说，在对日战争中中国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上，美英存在不同的认识。美方认为中国战场是对日发起最终反攻的重要基地和战场，而英方则认为中国在对日战争中的价值没有美方估计的那样大。[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