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西洋会议在军事战略层面的意义，美国官方史的评价是：
大西洋会议，足以称得上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会议，但军事参谋人员的与会没有取得多大的成果，除了双方海军参谋长就1941年9月开始执行的护航行动合作达成一致意见之外。[38]
英方官方史的评价较美方乐观：
美国三军参谋长表面上的消极态度部分应归因于政治形势的微妙。来自总统的指示阻碍了他们接受即使是非正式的新义务……它使英国三军参谋长们——没有其他任何事能够如此——对他们同行处境的困难和风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出于这种原因，他们没有因会议缺乏明显的进展而过于沮丧。他们认为，在特定问题上的批评和令人失望的沉默背后，他们觉察到了诸多的善意，只要形势许可，即会施加于我们。[39]
罗伯特·舍伍德评价此次会议称：
在大西洋会议上，参谋长们的讨论没有产生什么重要的结果。……英国的参谋长们在会议桌一边坐下来，原希望会讨论重大战略问题。可是，美国人却没有得到总统授权去讨论所拟定的暂时性协议以外的事项；他们的主要兴趣是，由于俄国战事的进展而受到影响的《租借法》优先考虑项目和生产计划进度的问题。
海军人员解决了巡逻和护航方面的许多细节问题……美国的参谋长们反复强调，他们的职责在于防卫西半球……就记录看来，没有讨论太平洋的战略问题，尽管曾稍微考虑过日本海军可能扩展到印度洋，甚至日本人还试图占领马达加斯这类事。
在阿金夏举行的这些军事会谈，唯一具有真正永久重要意义的事情，是马歇尔和迪尔两人开始建立了友谊关系……[40]
显然，英方并不像他们的三军参谋长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既不期望，也没有取得惊人的成果”，而是“英国的参谋长们在会议桌一边坐下来，原希望会讨论重大的战略问题”。[41]美国学者西奥多·威尔逊也提道：“在会议开始前，没有一致的议程，但是星期六下午的会谈表明，英国人希望讨论大战略，反之，马歇尔和他的同事只准备讨论与优先处置生产和军需相关的事务。”[42]这说明，英方是有备而来，真实意图是希望利用这个场合鼓励美国早日参战或是让美方接受英方的战略方针。
作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丘吉尔肯定不是冲着《大西洋宪章》这个务虚的政治宣言而来的，因为宪章对当时的战局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英国官方史评述道：宪章“既不新鲜，又不惊人……实际情况是，那些正为他们的生命而战斗的人们没有赋予这样一个关于战争目标的正式宣言多大的重要性”[43]。美国学者波格指出：“这项声明被普遍认为是一项冠冕堂皇的声明，而不是一项列出专门条款的声明，它是一篇宣传性的呼吁，而不是一项含有未来打算的坚定声明……”[44]另一位美国学者沃伦·金博尔指出，《大西洋宪章》是当时特定形势下的产物，对罗斯福来说，“一定程度上，《大西洋宪章》是瞄准美国国会和公众……政府在不受到被英国人操纵的指控的同时，建立美英一致的印象”[45]。
的确，美国和英国后来都并没有完全信守《大西洋宪章》的一些原则，“《大西洋宪章》并不比威尔逊的十四点拥有更好的命运”[46]。这说明，尽管宪章的主体内容是丘吉尔所撰写的，但很可能他的真实意图却不在于此，他知道美国的对外政策爱冠以某些道德头衔，所以投罗斯福所好，乘机鼓动罗斯福参战的决心，另一方面说服美方接受英方的战略方针。
在与罗斯福的第一天的会谈之中，丘吉尔就向罗斯福指出当前的战争和上一次大战大不相同，是一场机械化的海陆空立体战争，不能再使用人海战术。他贬低大规模陆军的作用，主张通过战略轰炸、经济封锁、颠覆破坏等手段最终取胜。[47]
另外，在美方与会人员看来，丘吉尔的一番讲话带有鼓动美国早日参战的意味。[48]而这种推测并非虚妄，在会议期间丘吉尔曾对属下放言：“我宁可要美国宣战和6个月内不向我们提供援助，而不要加倍地援助而不宣战。”[49]使丘吉尔感到遗憾的是，他的主要目的没有实现，“罗斯福对首相不言而喻的要求和他言语中的特别所指，没有作出答复……如果参战的建议惹恼了总统，他也没有表现出不高兴，大概他意识到，要求丘吉尔在此问题上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50]。丘吉尔和英国军方人员大概也明白，美国政府在目前不可能作出超出西半球防御以外的举动，但英方不愿意放弃任何实现他们意图的机会，毕竟做与不做有着本质的区别。
事实上，马歇尔和斯塔克向罗斯福强调指出：“美国唯有在日本发动进攻或直接对‘其安全对美国极具重要性的地区’构成威胁时才能参战。这些地区包括美国本土、英联邦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如被敌对势力占据即可对马来亚和缅甸构成威胁的泰国某些地区以及南太平洋上某些法属和葡属海岛。”他们争辩道，无论如何也不能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51]
因《大西洋宪章》的发表，大西洋会议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了军事意义，它的政治光环实际掩盖了英美双方在军事战略领域自“ABC”会谈以来所存在的分歧。此次会议同样没有解决这些分歧，但作为一次英国不成功地试图鼓动美国参战或是让美国接受英方战略方针的行动，大西洋会议对了解“先欧后亚”或“大西洋第一”战略原则确定后，英美双方在战略的具体执行上存在的不同理解有着重要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英方人员还存有这样的观点，“尽管他们质疑我们当时的政策，他们却拿不出替代性的方案”[52]。一定程度上，英方的这一观点符合当时的实情，因为尽管美国与英国达成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但如何在现实中去执行它，却是一个浩繁复杂的问题。即使美国拥有与德军在欧洲大陆决战的“直接战略”构想，但仅有战略方针，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依然是不行的。美国军史专家路易斯·莫顿指出：“‘彩虹’计划5既不是胜利的蓝图，也不是作战行动的计划，它只是规定了战争情形下在届时合乎情理的假设基础之上的美国军队的任务和目标。”[53]马歇尔后来谈到这次会议时坦言：“我认为对那些觉得我们一直在事先详细策划战争的人们的最好回答是事实：我们在奥古斯塔会面时竟连基本的计划都没有……我们没有准备给英国人提出什么肯定的建议。”[54]
显然，已经历2年战争的英国比起当时处于和平时期的美国而言，在军事战略方面更具现实针对性和更加成熟，在会谈前的准备工作方面更加充分，因此在英美两国军方的会谈中占据主导性的优势。相比之下，美国军方由于缺乏总统的政策指导，不知道何时以及何种情况下美国将参与战争，对大战略的实施缺乏更加详细的方案。英国学者斯蒂夫·韦斯指出：“罗斯福不予指导，总是闪烁其词，期待来自质疑走向战争的美国民众的鼓励话语。由于不公开他的战略意图，由于维持一种模糊不清的国家政策，在即将举行的军事会谈中难以取得什么成果。”[55]
因此，在美国参战后的一段不短的时期内，英国的战略构想成为英美两国联合作战中的主要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