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态度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罗斯福总统亲自过问此事。为了不影响修改《中立法》的讨论，3月21日，副国务卿韦尔斯秘密来到英国大使馆，传达了罗斯福对英国要求的回答。韦尔斯说明，罗斯福总统对进一步会谈的所有问题都是满腔热忱的，但是这次会谈的安全性应当比1938年更能得到保证，因为1938年英格索尔代表团曾不幸为新闻界所知晓，因此需要协商一种更保密的方式，而且有关这些会谈的文件必须一律销毁。总统建议，或许英国可以派一位新的海军武官到华盛顿，他拥有指导会谈的自主权。至于这些会谈涉及的内容，罗斯福建议与1915—1917年由英国海军武官、海军准将冈特（GuyGaunt）和美国海军上校普拉特（）进行的两国海军之间的长期全面情报交流的内容与方式相类似。[152]
由此可以看出，罗斯福总统想通过这次会谈，使英美两国军方建立起绝对保密的、有系统的、全面交流包括双方战争计划在内的各种情报的长期联系。
但是英国海军部对反馈的信息并不满意。海军计划局长维克多·丹克沃茨（VictorDanckwerts）在3月24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评论说，罗斯福总统提到1915年的“冈特—普拉特”形式的会谈，这就意味着他希望确立一种情报交流的程序而不是举行关于“联合行动”的参谋会谈。但建立密切的联络关系将要冒不断泄密的危险，而任何一种泄密都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甚至可能使我们失去选择自己的政治路线的能力”。他认为，1938年初的英格索尔—菲利普斯会谈已经包括了一个在太平洋的战略合作的广泛计划，现在需要的是来自美国方面的保证，即“在一旦决定阻止日本进入战争或阻止它向南方推进的情况下”，美国将行动或将准备行动，而这样一个战略保证将更可能来自1938年那种形式的会谈。他承认这样一种保证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海军问题”，而这正是最困难的。因此他认为政治部门应当作出他们的决定。[153]
海军情报局长同意丹克沃茨的看法，他在3月27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同样认为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政治上的，除非英国政府肯定美国介入太平洋，否则讨论海军计划就没有什么价值。他进一步指出，英国不能派大规模部队去远东，但美国海军能够确保英国领土的安全，并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作出保证，只要美国选择去这样做。他认为，美国在太平洋承担责任将使英国部队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自由行动并带来“无论怎样夸大也不过分”的结果。因此他催促英国的大臣们作出一个政治决定，海军的协调就能进行。[154]
然而，这时的英国政府正被德意日在各自地区制造的紧急事态，以及围绕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而引起的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情绪而搞得手忙脚乱。在仍然以绥靖政策为其外交指导方针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根本不可能提出指导军事行动的政治路线，而只能疲于应付不断发生的国际事件。
捷克斯洛伐克灭亡不到一个星期，希特勒就向波兰提出了但泽问题，接着便有消息传来（尽管有许多并不确实），说德国可能要对波兰、罗马尼亚、荷兰、法国甚至英国动手。于是英国慌忙于3月23日与法国结成同盟，并立即开始了英法参谋会谈，随后又于3月31日单方面对波兰给以保证，接着又相继给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提供保证。在地中海方面，意大利于4月7日入侵阿尔巴尼亚，使形势骤然紧张。没过两天，远东又生事端，4月9日在天津英租界发生新任伪政权海关监督、汉奸官员程锡庚被暗杀的事件，给本已恶化的英日关系火上浇油。[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