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英国政府在重整军备上的行动如此迟缓？这与“10年规则”的影响密不可分。时任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给妹妹的信中提及：“斯坦利·鲍德温忘记或是不愿意提到花费很长的时间去调查国防缺陷并且起草一个新的计划，相应这些都必须再审查和修订（大部分是通过我）。不用核实我就能记起，这几乎花了1934年一整年时间，而且直到1935年我们才明白我们要做些什么。”[48]英国学者威廉·詹宁斯指出：“因为英国不愿意重整军备，也不认为有必要重整军备”。[49]
“10年规则”是1919—1933年英国军事战略的指导性原则，是“一战”后英国政府面临财政的窘境作出的抉择。对于“10年规则”，从一开始国防部门内部就有不同的声音存在。此后的几年里，不断有人在年度的国防政策形势评估时针对这一规则而提出警告，只不过这些声音是极少数而已，没能影响赞成延续“10年规则”的主流。尽管“10年之内不会发生重大战争”的指导思想不是绝对不可变更的教条，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一直处在低迷状态，1929年又适逢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政府和公众都把视野主要放在国内，重点应对国内的失业等社会问题。
此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盛顿会议、洛迦诺会议、伦敦海军会议和国际裁军大会都体现出英国政府和公众对和平充满了乐观主义。英国学者斯蒂芬·罗斯基尔指出：“来自财政部持续且强大的压力，与‘洛迦诺精神’和主张裁军的院外集团的宣传结合在了一起。”[50]另一位英国学者迈克尔·霍华德同样指出：“公众舆论怀着恐惧看待另一场战争的前景，并且发现他们很容易相信重整军备更可能会加速而不是避免战争。工党和自由党继续对‘集体安全’抱有信心，他们认为这使得重整军备是不必要的。保守党尽管支持重整军备，但主张一种‘不卷入大陆纷争’的政策，这使得制定适当的国防政策以及发展维持该政策的军备几乎同样是十分困难的。”[51]而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过陆军大臣、外交大臣等不同内阁职务，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驻美大使的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Halifax），在其回忆录中提道：
在1914年的那场战争伴随着德国被完全解除武装而结束之后，为给各军种部制定政策和预算提供指导，内阁确立了10年无大规模战争的约定前提。在战后最初的几年当中，这并非是不合理的，而且在这些年里，经济与安全也不是不协调的。但是，在鲍德温第一届内阁期间，当时丘吉尔任财政大臣，采取了一种更宽泛且更危险的扩展该规则含义的做法，借此10年不再被看作是一个固定的时期，而是无时间限制地不断向前延伸。这一规则，或者更确切地说，对这一规则的解读，与战后英国民众一直沉浸其中的心态是相一致的，认为再也不会有战争，因此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削减他们的军备。[52]
因此，“10年规则”被一年年地延续下去，直到1931—1932年的远东危机和1933年希特勒上台执政，英国政府才开始再次感受到战争的威胁，决定停止施行。
“10年规则”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英国国防力量处于准备不足的状态，“用于武装部队的开支在1933年只占公共开支很小一部分（10.5%），而社会服务却占了46.6%”[53]，政府“视供应储备、技术人员、熟练的工匠和生产潜力为无足轻重”[54]。在这种状态下，即使是履行《国联盟约》和《洛迦诺公约》中的义务都难以得到保证，更谈不上如果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国防力量要保障本土和整个帝国的安全。因为设想“10年之内没有重大战争”，各军种的规模和装备水平发展滞后，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军事工业也因之发展缓慢，“自1918年战争结束后，各军种的装备一直靠原有的库存，新的订货数量被减至最低”[55]。
其次，最深远的影响是，由于长期施行这一规则，英国政府各部门思维不可避免地出现固定和僵化，甚至在20世纪30年代国际局势越来越紧张的情况下，英国的重整军备也缺乏应有的力度。齐世荣先生指出：“英国政府在重整军备的过程中，突出强调经济力量的重要作用，把它比作‘第四个军种’，并以此作为压缩国防经费的理由”，“英国重整军备不力，还由于受到消极防御战略的影响”。[56]英国政府官员和公众一样，对外交和国防充满了自负的乐观主义。英国历史学者梅德利科特指出，他们“绝大多数人是孤立主义者，既相信战争能够避免，又相信应当避免”；一些甚嚣尘上的和平团体主张，“‘为争取和平而冒险’，进一步削减已经缩减的武装力量，使那些解除了武装的国家失去重建武装力量的任何借口”。[57]1936年7月，时任首相鲍德温在阐释英国的军备重整问题时谈道：“对一个自由国度来说，在1934年开始不受约束地武装起来是极端困难的。”[58]
这些思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社会深深扎下了根，导致“即使‘10年规则’废止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无准备和不确定的后遗症仍没有消除”[59]。例如内维尔·张伯伦在1939年10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上星期的3天内，我收到了2450封来信，其中1860封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要求停止战争……一些人呼吁，‘您以前阻止过战争，那么在我们都被推到悬崖上之前，您现在一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而张伯伦则私下表示：“我是多么讨厌和憎恨这场战争，我从没有打算成为一名战时的首相。”[60]
再一个后果就是导致英国各军种之间缺乏共同的战略，这在世界战争进入现代化阶段需要陆海空三军相互配合的年代是相当不利的。就如美国学者威廉森·默里所说：“三军任何共同的战略路线化为泡影：皇家空军计划对欧陆敌手（德国或法国）进行‘战略’轰炸，皇家海军盯着太平洋，陆军则在印度边境宰杀猪猡。”[61]
因此可以说，“10年规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长期处于窘境的产物，也是英国社会上下对当时国际形势持乐观主义的一种外在表现。反过来，“10年规则”实际又大大促进了这种乐观主义。“10年规则”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随着它的废止而消失，实际对两次世界大战间英国的军事和外交战略甚至经济战略，都有着最直接且最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