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战略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在欧洲德国和意大利战争威胁的加剧，参谋长委员会在1939年2月指出，在日本参战的情况下，舰队派往远东将造成地中海落入意大利的掌控之中，并强调“派往远东舰队的数量要取决于海军的资源和欧洲战场的形势”[155]。在讨论评估结果时，首相张伯伦以此为依据提出，战时可能难以派遣足够数量的舰队前往远东。新任国防协调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LordChatfield）仍主张派遣一支主力舰队到远东，指出在法国海军的协助下英国能够对付德国和意大利。但海军大臣斯坦诺普勋爵赞成首相的观点，主张派一支小型舰队到远东，在美国海军主力驻扎夏威夷的情况下仍可起到威慑日本的效果，他对法国海军的协助表示怀疑。[156]
这表明英国政府打算改变以往的战略计划，将地中海的战略地位置于远东之上，以应对更直接的威胁。2月12日张伯伦在家信中提道：“毫无疑问，我们正接近决定未来欧洲政治走向的关键节点。在此时期内，应该非常小心且机智地跟墨索里尼打交道，而且我相信让他和我们保持一致是可能的，只要不使他感到受辱，这是我最极力避免的。”[157]
3月至5月，战略评估委员会（StrategicalAppreciationSub-Committee）[158]对战时派往远东的海军力量问题展开讨论。海军代理参谋长安德鲁·坎宁安（AndrewCunningham）指出，三线作战对于海军来说，无论如何是无法做到的，海军的行动取决于以下几点因素：
（1）届时主力舰的数量；
（2）本土水域和地中海的战略形势；
（3）日本参战时它所采取的战略；
（4）苏联和美国对日本参战的反应。
在日本参战的情况下，派遣舰队到远东是肯定的，但这是否值得放弃地中海的利益必须作出决断。坎宁安还特别指出，派遣远东舰队将减轻英国海军对德国和意大利海军的压力，如果推迟将舰队派往远东，能使英国海军在此之前消灭德意海军中的一个；远东舰队如果只起遏制作用，不发动进攻，结果只能是被日本牵着鼻子走；放弃地中海将对希腊、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产生不利于英国的政治影响。
战略评估委员会成员大都倾向坎宁安的主张，认为英法舰队在地中海对意大利采取攻势，既能尽快扫除意大利海军，又不会在地中海周边国家引起不利的政治影响。如果日本参战较晚，到时还有可能在控制地中海局势后，派一支主力舰队到远东。[159]
5月2日，帝国国防委员会对坎宁安的建议进行了讨论。海军大臣斯坦诺普勋爵认为，虽然英国政府对东方的自治领有派遣舰队到远东的承诺，但英国不久前对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提供了安全保证，在中东还有盟国埃及和伊拉克，因此如果不顾地中海的安全，将会在这些国家中产生不利于英国的政治影响。[160]帝国国防委员会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当前存在许多无法评估的不确定因素，不可能确切地说出日本介入（战争）后多久才能向远东派遣一支舰队，也不可能精确地计算出我们能派出舰队的规模。”[161]
6月16日，针对“天津事件”的影响，国防协调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要求参谋长委员会进行评估。参谋长委员会提交了2份备忘录。其一指出：当前的国际形势更多地涉及到海军的职责，英国对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承担义务后，就更难放弃对东地中海的控制。英国目前的11艘主力舰，至少6艘留在本土对付德国，在法国控制西地中海情况下，3艘用以控制东地中海，这样只有2艘派往远东（估算则需要8艘）。没有美国的合作，2艘主力舰在远东难有作为，如果美国仅仅在西海岸或夏威夷部署一支舰队，将对日本南进造成威慑，加上英国远东舰队的协助，这将是最理想的战略形势。其二指出：到9月可以有7艘主力舰派往远东，但这样地中海则完全没有主力舰，在作出这样的决定之前，英国根据正在进行的英法参谋会谈的规定，应首先征求法国的意见。[162]
与此同时，面对澳大利亚总理关于英国是否能派舰队保护该国安全的质问，首相张伯伦的回答是：在与德意日三国同时交战的情况下，“向新加坡派遣舰队依然是英王陛下政府绝对的打算”。但是舰队的规模取决于：“a.日本参战的时间；b.我们的敌人和我们自己之前遭受损失的程度。我们打算实现的3个目标是：阻止针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或印度的任何主要攻势；确保我们海上交通线的畅通；阻止新加坡的沦陷。”[163]
6月22日至27日，英法在新加坡举行军事会谈，商讨两国在远东的共同行动。结论是：鉴于和平时期不可能在新加坡驻守一支强大的舰队，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英国远东舰队将留守新加坡等待援助，因此和平时期在新加坡驻扎力量较强的空军是唯一可行的办法。[164]7月6日，帝国国防委员会采纳了参谋长委员会的另一项建议，即将本土舰队抵达新加坡的时间延长到90天。[165]但是，关于地中海战略地位是否优于远东的问题，在战争爆发前英国政府决策层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正式的定论。
此时英国政府上下普遍认为：“只要存在美国也被牵涉进来的可能性，与日本发生战争是不可能的，日本不会如此不明智，冒险与英美同时开战。”[166]值得一提的是，温斯顿·丘吉尔一直持这种观点，甚至在珍珠港事件前4天，他依然认为，日本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是很遥远的。[167]
尽管没有一个定论，但从英国军事战略整体的发展来看，地中海的战略地位事实上在战争前夕已经居于远东之上，而且这种情形一直维持到战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