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参谋长委员会再次强调化解潜在敌人的重要性，指出即使在法国和其他可能的盟国的援助下，英国也不可能同时与德意日三国开战。艾登则认为对法西斯国家妥协将导致它们得寸进尺，不主张对法西斯国家妥协，当前的政策应是维持现状的“不英勇的拖延政策”，等待敌对国家阵营出现分裂，力争最终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解决争端。首相张伯伦同意英国不可能同时与3个法西斯国家交战，指出法国和美国的援助都靠不住，前者力量太弱，后者来得太迟。他同意暂时采纳艾登的主张。[148]
此后随着欧洲局势日趋紧张，英国政府更加不愿意激惹日本，极力主张避免卷入中日战争，甚至决定中止对中国的贷款。[149]1939年6月发生了日军包围天津英国租界的“天津事件”，英国政府决定息事宁人。[150]另一方面，内阁要求帝国国防委员会就改变原有的派遣主力舰队前往新加坡的作战计划提出意见。6月26日，帝国国防委员会对远东局势作了战前的最后一次全面评估，结论依然是“英国不应与日本进行一场战争，应通过谈判解决问题”[151]。
在英国政府努力避免三线作战的可能性发生的同时，军方加紧制订相应的战争计划，以应对这种最糟糕的情况出现。由于英国无力在整个帝国处处设防，所以在1935年11月第3份弥补国防缺陷报告之前，战略重点的排序依次是：远东、欧洲和印度，尽管同时强调德国是“最潜在的敌人”[152]。
由于德国不断突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意大利则越来越靠近德国，1937年2月参谋长委员会正式确认了第3份弥补国防缺陷报告中已显示出的观点，将帝国战略重点的优先次序确定为：全球范围内帝国交通线的安全、在本土抵御德国的入侵、在远东抵御日本的侵略、地中海和中东的安全、在印度抵御苏联的侵略；强调本土的安全是整个战略防御的基石，包括保护与本土生存密切相关的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参谋长委员会认为，鉴于德国海军与英国海军的实力差距，防御德国对英国本土的进攻，首要应放在应对来自空中的攻击。对于海上运输线的威胁，则主要来自德国的潜艇和水面舰只，尤其是潜艇让英国海军更为担忧。这就需要海军对海上运输进行护航，但就当时整个帝国的防御任务来看，用于护航的力量是不够的。[153]因此，防卫本土免受德国的进攻是英国海军战略的重中之重。
远东和地中海则是英国海军战略的另外2个重点，它们的优先次序临近战前发生了变化。在1937年6月参谋长委员会的战略报告中，远东战略防御同以往一样，是以新加坡基地为中心展开。在本土海域留下一支足以对付德国的舰队后，在战争爆发时派遣一支与日本海军实力相当的英国舰队前往新加坡，以遏制日本的南进步伐，舰队从本土到新加坡被认为需要70天。报告还指出，在地中海地区，如果与意大利交战，则需要一支主力舰队维护地中海航线的安全，而同时与德国和日本交战的情况下，海军没有力量承担这项任务，此外还需要加强中东地区已有的陆军和空军力量，这都需要花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参谋长委员会坚持认为，三线作战对英国来说是不可能的，极力主张避免英国与意大利交恶，强调“不能考虑这种情况，即英国在地中海利益的安全被允许妨碍向远东派遣一支舰队”[154]。帝国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远东的战略重要地位此时位居地中海之前。因此，海军部并没有制订应对意大利的详细作战计划，只提出了处于交战形势下的大致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