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11日，帝国国防委员会关于地中海防御的专门报告在内阁获得通过，结论是“意大利不能看作是一个可靠的朋友，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不必将其看作是一个可能的敌人”[141]。这一评估结果与以往政策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反映了此时英国国防战略上面临的一个困境，即三线作战的可能。在欧洲、远东和地中海同时作战，对当时的英国海军来说无论如何是难以承受的，因为当时的“DRC标准”海军根本无力应对两线作战，而新“两强标准”在战争爆发前又没有被采纳，如果还需在地中海对付意大利，即使有法国海军的协助也是难以应对三线作战的。
因此，英国政府决定由外交来解决国防上的困境，对意大利和日本进行绥靖拉拢，尤其是针对意大利，这在战争爆发前英国对这两国的外交政策中充分得到体现。在1937年11月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英国政府更加极力避免与3个轴心国同时作战的情况出现。1938年4月16日《英意协定》签署，英国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主权。[142]再一次表明，英国在意大利干涉西班牙和侵略埃塞俄比亚后，依然力求同意大利妥协。
另一方面，自1939年4月7日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后，英国对希腊和罗马尼亚两国提供安全保证，以遏制墨索里尼称霸地中海的野心。5月22日意大利与德国缔结“钢铁同盟”，英国军方不得不针对意大利制定相应的防御计划。此时英国与法国正展开军事参谋会谈，以应对欧洲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英法两国同意在对德国发起攻势之前，先对实力较弱的意大利展开进攻，由于巴尔干和地中海的安全无论对英国还是对法国，都比远东更为直接，这也促使英国在战略上更加重视地中海的局势。
但在外交上，英国没有立刻改变绥靖意大利的政策，企图一面作与之交战的准备，一面鼓励意大利保持中立，以免激惹墨索里尼。张伯伦在6月10日提道：“我仍然相信，我们最好的计划是同罗马保持联系，我确定在那里战争被视为令人恐怖的，但巴黎是一个障碍。”[143]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英国仍决定与意大利进行贸易谈判，“英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期望墨索里尼保持‘恶意的中立’或非交战状态”[144]。如果争取意大利中立的努力失败，英国则打算“在派遣一支舰队到远东之前，先打败意大利舰队，提高英国在希腊、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的声誉（这至少部分与欧洲的势力均衡有着联系）”[145]。这一政策一直维续到1940年6月意大利入侵法国。
在远东，英国对日本也采取“双重政策”，即外交上力图与之保持良好的关系，军事上又保留一定的军事力量威慑日本的侵略野心。这在国防委员会弥补国防缺陷的报告中得到了体现。由于美国的存在，英国政府的远东政策需要顾及美国的反应，致使英国不敢在绥靖日本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张伯伦提道：“如果美国置身其外，毫无疑问我们能够轻易地与日本人达成一致，美国人是一个难题，我不知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146]
1936年1月伦敦海军会议期间，日本要求获得与英美同等的海军地位，遭到拒绝后中途退出了大会；11月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这些都严重威胁到了英国在远东的利益。首相张伯伦和英国军方都主张在欧洲局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避免在远东与日本发生冲突。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我们是可以在远东海面作出不容忽视的贡献的，但是如果美国不提供至少同等的力量，那么我们的贡献就不能起到必要的效果”，他主张与美国海军联合“展示压倒性的海军力量”。但由于英美两方面的原因，该项行动没有成功。[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