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成为了英国海军的假想敌。1919年年初，英国海军确定了它的太平洋战略：如果对日本采取进攻姿态，远东舰队至少要强过日本海军50%，并需要大量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为运输护航。如果采取防御姿态（最可能的情况），新加坡由于离日本较远，将成为主要基地；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要么沦陷，要么遭受长期围困。主力舰队从本土到达新加坡估计为38天，到达香港则再需10天。与此同时，在上海的舰队将撤至公海，力图袭扰日本的海上运输，潜艇和某些舰只留在香港伺机对附近的日军发动攻势，远东舰队大部在本土主力舰队到达之前将留守新加坡。[134]
尽管新加坡基地要满足战时需要仍需大量的建设投入，香港事实上毫无防御，但在德国再度崛起之前，海军部认为“一强标准”是能够应付远东局势的。因为欧洲另一海军大国法国，在1934年国防需要委员会的第1份报告中明确不把它当作敌国，还可能是未来的盟国。[135]
然而，1931—1932年的远东危机和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使英国海军部意识到，如果要同时应对远东和欧洲危局，“一强标准”的海军力量是完全不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依靠“英日同盟”维护其在远东的利益，但现在日本不再是盟友，在远东有重要利益的另一海军强国美国则无法预料。内维尔·张伯伦在1934年指出：“到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明白，美国不会向我们作出使用武力抵抗日本的任何行动承诺，除非夏威夷或火奴鲁鲁遭到攻击。它会给我们许多善意的保证，特别是如果我们承诺不惜一战，但要求它作出贡献的时候，它必然会以国会作为挡箭牌。”[136]
英国唯一可指望的主要盟国是法国，但“它也遭受经济危机的震动，无意参与西欧以外的行动”[137]；另外，英国三军参谋长存在不愿意同法国合作的倾向，“他们认为，同法国制订关于联合行动以对付德国的密切合作的军事计划，不论看来多么合乎道理，其重要性也比不上这种联合行动将会使我们陷入本想避免的那种局面的严重危险，即德国难以消释的疑忌和敌视态度”[138]。
因此，解决的途径要么是扩大海军规模，要么是通过外交手段化解潜在的敌人，使其即使不是朋友，也至少保持中立。现实中，英国政府采取2种手段并用的方针，即在军事上重整军备和在外交上实行绥靖政策，但最终的结果是两手皆运用乏力，未实现预期的目标。海军没有实现新“两强标准”，而奉行绥靖政策则导致自食其果。
海军提出新的“两强标准”，目的是为了同时应对欧洲和远东的危局。在1934年国防需要委员会的第1份报告中，确定帝国战略重点的次序是：远东、欧洲和印度。那时日本是近期的敌人，德国是最终潜在的敌人，意大利、法国和美国被排除在敌对国家之外。[139]但随着德国不断突破《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在几年内可能再一次成为可畏的军事大国，而意大利入侵了埃塞俄比亚。参谋长委员会一直反复强调不能树敌过多，应尽可能地减少潜在敌人的数量。
在国防需要委员会的第3份报告中就指出：“我们所采取的对外政策应避免我们在远东同日本、在西方同德国以及同这两者之间主要交通线上的任何大国同时发生可能的敌对情势，无论它是公开的还是隐晦的，这是我们国家和帝国安全的基本要求。”这个所谓的“这两者之间主要交通线上的任何大国”实际即指意大利。同时，该报告强调：“在长久的基础上同德国建立友好关系，从战略角度看同样是可取的，但相比同日本的情况目前呈现出甚至更大的困难。”[140]
然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干涉西班牙内战，1936年10月德意签订《柏林—罗马轴心协定》，英国决策者不得不对意大利的角色进行重新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