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英国在莱茵兰和伊斯坦布尔还留有军队，并一度军事干涉苏俄的革命，但国内军事复员的措施迅速开始实行，政府希望以此获得经济恢复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同时开始商讨未来的国防政策，尤其是海军的政策，希望在和平时期削减军事预算。1919年7月5日，海军部提出1919—1920年度的海军净预算为170901500英镑，相比1914—1915年度增长了119351500英镑。[12]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AustenChamberlain）认为这个数字在战后的新形势下对议会和公众而言是“令人极度震惊的”，他提请首相劳合·乔治（LloydGeorge）注意英国正面临的财政困境，指出摆脱困境只有消减政府的开支，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消减军费支出，未来几年海军力量应维持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限度即可，并建议将下一年度的军费总数从1919—1920年度的5.027亿英镑消减到3.5亿英镑。[13]7月28日，内阁秘书兼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莫里斯·汉基爵士（SirMauriceHankey）在给劳合·乔治的备忘录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指出要复苏经济只能将武装部队的人数减至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限度，并反对武装干涉苏俄以及与美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14]
劳合·乔治在8月5日的内阁会议上赞同了张伯伦和汉基的看法，认为战争削弱了英国的经济地位，造成了严峻的国内政治形势，在目前的情况下政府不能在国内社会经济事务上冒险，只能在国防上作出牺牲。他指出，在此情况下，政府要做的不是决定海军或陆军的政策，而是为未来5年或10年制订总体的国防规划。但是，海军大臣沃尔特·朗（WalterLong）抱怨称，在明确海军未来任务之前，削减海军军费是欠妥的。陆军大臣兼空军大臣丘吉尔则建议各军种部起草备忘录，便于内阁综合考虑未来5年或10年各军种的责任。这次内阁会议还决定成立由首相、财政大臣等10人组成的“财政委员会”（FinanceCommittee），专门负责商定未来政府的财政支出问题。[15]
8月13日内阁收到海军大臣的备忘录，认为美国海军是目前英国唯一值得关注的竞争者，而暂时可以不必过于担心日本海军；制订5年的规划比10年更可取，理由是美国和日本的海军计划涵盖5年时间，而依据国联盟约进行的国际裁军，其结果是值得怀疑的。备忘录最后强调，尽管政府打算缩减开支，但不应削弱海军的发展。[16]但是，内阁并未采纳这份备忘录的意见。8月15日英国内阁正式通过了以下一系列的原则，用以指导今后各军种的发展战略：
（1）为编造修订预算，应当假定，在未来的10年内，英帝国不会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战争，因此无须为此目的组建远征军。
（2）未经内阁批准，战前适用于海军规模的准则不应作出改变。
（3）不应着手进行建造新的海军舰只，海军部应不遗余力停止对于商业目的而言毫无价值的舰只建造工作。作出这项决定是着眼于经济节省和增加商业船只建造数量两方面的考虑。
（4）陆军和空军主要的职能是，为印度、埃及、新的委任统治地和所有英国统治下的属地（自治的除外）提供卫戍部队，以及为本土的非军事部门的力量提供支持。
（5）关于爱尔兰，目前的形势可能有必要驻扎一支超出正常标准的卫戍部队，但是，在12个月内，也完全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支正常标准的卫戍部队足以满足需要。
（6）为了节省人力，将最大可能地使用机械装置，这被认为是削减预算的一种途径。
（7）在制订预算方面，应着眼于以下数字为最高数额：
皇家海军…………………6000万英镑；
陆军和皇家空军…………7500万英镑。[17]
其中，“（1）为编造修订预算，应当假定，在未来的10年内，英帝国不会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战争，因此无须为此目的组建远征军”，即所谓的“10年规则”[18]。“10年规则”尽管最初只是针对各军种制订军费预算而出台，但此后一段时期内却成为英国国防战略和各军种发展的指导性原则，直到1932年因国际局势的变化才被取消。在“10年规则”的影响之下，英国的国防力量发展受到了限制。然而，由于“一战”期间英国本土曾遭受德国空军的轰炸，基于对这种伤痛的记忆和未雨绸缪，英国空军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10年规则”的束缚要小一些，相比其他军种获得了更多的重视。
事实上，“10年规则”并不是把10年当作固定的时限，一开始它就是含糊的。比如张伯伦和财政委员会使用“5至10年”这种说法，海军大臣沃尔特·朗使用“持续的和平”，而不是“10年和平”的措辞。[19]英国学者布赖恩·邦德甚至指出，“10年规则”似乎起初只是适用于第二年的财政预算。[20]约翰·费里斯则认为，各军种部拒绝屈服于财政部的压力，在1923—1924年间，“10年规则”对军事战略政策只有轻微的影响，直到1925年财政部才开始利用“10年规则”控制各军种，“10年规则”才真正得以施行；“10年规则”最初并不是总揽全局，只是诸规则中的一个，但它本身及其影响比学者通常认为的要复杂得多。[21]另外，英国史学家安东尼·克莱顿认为，“10年规则”的施行没有公开宣布，只是在政府圈子内广为知晓，因为“担心它可能对别的国家是一个**”[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