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前一些作品，囿于自己既定的美学樊篱，过于沉溺于无节制的琐碎跟拍，原生态记录着过于个人化、私人化的生活状态，真实是真实了，但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典型性，难免缺失了许多。其间，个人小风景有余，但时代大风貌则不足。或曰：平浅有余，厚度不足。
“第六代”或“新生代”记录型作品中，确有着大气象与小场景结合、局部与整体对应、表面物象与深层本质相沟通的较优秀的篇章，如《站台》等影片。但不可否认，许多作品坚持的对边缘人事过于“原生态现实主义”的展示，固然可以在狭窄范围内有一定市场，但其力度与深度则难免受到影响，而其作为“电影作品”而非“个人把玩”的品格与性质，自然大打折扣，在当前电影市场中被冷落，也便不是纯“体制”的原因了。
其五，片内真实的伪现实主义。
这类影片，就其作品内部而言，无可指摘。它们往往具有鲜明的典型人物、典型社会环境，无论场景还是事件，无论人物行止还是故事流程，均有着生活的质感，可以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进入其中并感同身受。甚至还可以体味出，并赞同作者有意浸含其间的对现实社会与人生的理性解读。但是影片内的“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与影片外的实际状况却有着明显的差异，乃至恰恰相反，只是一种编导者“艺术营构”、“主观概括”出来的“伪现实”。
此类影片在我国电影史的相当时期曾占据主要位置，在“**”期间更是登峰造极。那些“莺歌燕舞”的歌颂片且不论，那些严肃认真制作出来的诸如《春苗》、《决裂》、《创业》等作品，无不在观片时使观众感动，但因其从根本上歪曲了当时社会的实际状态，也便有着更大的欺骗性与毒害性。
20世纪90年代的《被告山杠爷》亦有此病。看片时观众无不为大公无私、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乡亲的好家长所感动，并认同他具有“堆堆坪”特色的一系列“村规大于国法”的唯我独尊、我行我素的治村方略、家长作风。对那些“刁汉泼妇”、愚昧无知的群氓，不用鞭抽棍赶、采用强悍的家长手段，能治理得天下太平？尽管从“国法”角度，他早晚会退出历史舞台，但其现实社会生活中“合理、合情与相当长时期内的必要性”，则毋庸置疑！可是若跳出影片的既定氛围，审视一下当时（当代）的中国社会现实，就会发现大谬不然了——当代中国民众果然如影片中所表现的，没有一个清醒、健康、文明、进步的分子，而全是愚民、刁汉，全部蒙昧、狭窄、落后？因此只能需要一个伟大的“牧羊人”的驱赶放牧？！当代中国掌握民众生存，乃至生死权的基层干部，确实全是一心为公、绝无私念的好家长，而不是已有相当一批官员适得其反？……如果不是，那么影片中如此展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究竟会起怎样的效果？那些“坏家长”是否更加无所顾忌，而发自内心地为这部影片喝彩？当历史进程已经应进入法制轨道的当今，这部极具情感倾向性与艺术表现力的影片，究竟是推动着时代进展，还是延缓着历史进程，毋庸置言了。而此影片播出十年来，以权坏法、腐败堕落、身陷囹圄的各级“村霸”、“县太爷”、“父母官”的日益增多、有目共睹，以至被中央视为“事关党的生死”的严重现实，则是更有力的注脚。
近些年一些类似的“现实主义”作品（姑且不提具体片名），无论在张扬英雄模范人物，还是在表现社会现实生活方面，都有着引人注目之处。尤其往往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大力支持、表彰，更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但也存在上述疑问：片内的现实与片外的现实关系如何？如果片外极少或近无，那么片内的“现实主义”又根基何在？只为宣传某种意念而特意张扬，尽管因编剧导演的功力极具生活质感，可以产生一时的人文感动，却也难免人们对“伪现实”的质疑。
其六，编排造作的反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的根基是真实，其表现手段则是自然而然的典型化。如果明显的编排造作、刻意为之，便违反了它的基本原则，也便是对“现实主义”的反叛了。在世界文学史、电影史中，左拉的自然主义主张、巴赞的长镜头理论以及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尽管有着各自矫枉过正的偏颇，但对打着现实主义旗号而一味主观编造、强行指示的反现实主义的攻击，却不无道理。
近两年的“现实主义影片”中，不乏此类。如《沂蒙小调》：主题意念过于明显，故事编织痕迹太浓，生活情节又缺乏质感，只在造作的叙事外层包装些“沂蒙民风”、“乡土画面”、“时代表象”，使人一看便觉得“假”，很难使观众自然“入境”，又何谈“感同身受”？如《花腰新娘》，有意回避民族现实的艰难与病痛，一味编排打造“美妙的民族风情”、“奇丽的民俗故事”，似乎别有特色。但一旦脱离了时代与现实的土壤，也只能成为一抹稍纵即逝的云霓……尽管此类影片的病灶主要在“方法”上，但其深层的病因还是“观念”乃至“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