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作品取材于历史，以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典型性突出，对历史人事的观照也大体真实，就其本身而言，似乎无可挑剔。但是有一点：它们的人文精神与当代的中国社会生活有所疏离、缺少关联甚或产生误导。治史的目的在于明今。在那些“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中，我们该产生怎样的时代共鸣呢？比如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电影界有部署、有计划地创作生产了一批电影作品，如影片《为了胜利》、《太行山上》、《我的母亲赵一曼》、《铁血》、《小兵张嘎》等。应该说，这些作品本身在剧作、镜像、人物方面，有一定水准，甚至有一定突破性。但那种昂扬的**、理想的精神、英雄主义的气概，尽管当前的人们不会笼统地反对，却也很难“感同身受”、欢欣鼓舞地吸收。为什么？无他，只在于这些普泛性的中华品格与民族精神，不能契合当前民众的内心深处，难能与当前广大观众的“现实存在”产生自然的共鸣；那种定型观念下的故事新编由于缺乏新而深的当代审视与反思，也自然难能引发当前观众的“历史兴趣”。至于那些老照片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的篇章：民国、大清乃至再往上溯的种种历史典故，其中较认真严肃些的，固然可圈可点，但毕竟远离当前，相隔时代。纵如《我的一九一九》这类影片，强烈激发着“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但这种笼统地“重提旧事”，到底对当代中国起什么作用？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旦过分地符号化、情绪化，对今天的中国国民，又能产生怎样实际的积极影响？
其三，人文滞后的现实主义。
这类作品能够真实典型地再现当今时代的人事景象，但其表现出来的人文观念与时代认知，则明显滞后于当代中国应有的文化态势与历史趋向。
《信天游》中的纪委书记，以其赤胆忠心，“铁肩担道义”，以一己之躯，艰难地为含冤受屈的大西北老百姓愤然奔走、仗义呼号，被百姓视为难得的“青天”！《刻骨铭心》中的乡长，浑身上下充满“一心为民、舍我其谁”的雄豪霸气，使刁顽之徒望之却步，令万难之事迎刃而解！天不怕，地不怕。无论行政事务的处理还是官员（包括党内职务）的任命，均“我说了算”——既然绝无私念，为所欲为又何妨？！……应该说，这类好干部谁不喜爱与敬重？在当前社会生活中，这样的“好官”总还是多比少好。如果当代的干部都能这样，中国百姓确当额手相庆。
问题是：所有这类影片中的好干部，都是以“人治楷模”的品格出现，都以“民之青天”的身份自居，都是仅以“个人品德”立世的。而所有这类影片中的民众，则几乎全是“软弱、无力、落后、无知，乃至愚昧、病态”的，他们唯一的企盼就是多几个为民做主的“清官”、多几个爱护子民的“父母”。被动期盼，消极仰望，毫无自知，遑论自觉？！于是，在这些影片中，无论是官还是民，都停止于“现代健康社会文化”之前的背景中。进而对当前观众的人文感动，也只能停滞在“现代化之前”了。当然，若宽容地说：这类作品因其对当前社会生活的真实的民俗、民族性“记录”，还是有着起码的“社会历史”与“特定时代”的认识价值。但是，从片中鲜明的人文引导来看——则确实地进行着一种“前现代文化”层面的引导与宣扬，相对于当代社会文化的历史趋向，明显滞后了。
其四，边缘记录的现实主义。
此类影片，以“照相”的方式，原生态地记录着处于边缘的社会生活与人间状态，这固然不失为一种路径，甚至是一种开拓。一粒砂里看世界，任何“边缘”都自然有着“中心”、“主体”品格与性质的浸润、折射。没有边缘的生活，只有边缘的视角。因此，只要你反映的“边缘”不是“纯边缘”，就必然含有了时代风云的投影、社会中流的折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