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电影本体层面而言——
后现代电影在视听语言方面的拓展与叙事层面的变异，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代电影”形式的发展与扩充，是有益的。其不拘一格的随意，其特意为之的创新，其形式与内涵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相与为一、相得益彰，使得当代电影更具电影本体特色，更有视听结合的艺术魅力，而与其他传媒类型有更鲜明的区分。
当然，有时在形式上的过犹不及，也使得此类影片与观众产生某种隔离、一定障碍，也就难免“弄巧成拙”的造作与幼稚。
从文化层面谈——
对后现代电影的文化评价，实际上就是对后现代理念的当代认知与把握。怎样理解后现代文化理念？首先，它们的出现，是一种具有强烈反拨、“针灸”意义的极端化文化体现，是一种对“主流文化状态”的“极端反动”，是一种“反文化”。“负负得正”，因而确有一定的必然性与积极意义。
后现代文化的流行，绝非无本之木，无穴之风：正是由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那种压抑人性、窒息社会的“整一”使大众受到太多的苦楚，才有逆反的坚决，否定乃至彻底打倒“总体性”的后现代主义的滥觞。而这种现象，完全符合事物进展变化的天然规律。从这种意义上说，对后现代主义的当代出现，我们应该持历史意义层面上的赞赏与肯定态度，充分理解与认知它，而且在一定程度及时空范畴内支持、鼓励它——为它所具有的对极端性旧文化体制与观念的强烈反抗。因此，惊骇“狼来了”，悲叹“世风日下”、感慨“人将不人”或“国将不国”，均大可不必。
当然，从另一角度说：它毕竟是极端化的。矫枉过正于一时，可以。长久如之，不行。无论理论逻辑还是社会实际，均不可容忍。“后现代文化”是现代科技、文化发展的大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特殊阶段的文化产物，是“奉天承运”而继现代文化风行于世之后的又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出现是正常的，它与时代背景“奉天承运”的对应关系，也应理解；但对其自身本质，则不应有全部的科学性赞同——其以极端反极端，以病态疗病态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一旦“时过境迁”，将使其必定陷入一种窘迫与尴尬的误区。因此，即时的针对性合理与宏观的自身性畸形，当是对后现代文化（后现代主义）的理性认知。
接着，便有一个如何把握后现代的文化本质及操作之“度”的问题。老庄哲学的绝圣弃智，绝不是主张人类退化；返璞归真也不是拒绝文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其中的文化主张绝不是无根的散漫混沌；它反叛专制，不要矫饰，推崇真纯，追求自在，但毕竟在提醒着宇宙之“一”的根本，强调着世界之“道”的基因。
具体到对后现代电影的文化把握——
第一，我国的后现代电影，在一定层面上，确有着某种“时代写生”、“生活记录”的意义，因而含有某种“认识”价值。因为，它们毕竟是在与时代列车同速的平行轨道上，对社会生活做着客观的“跟拍”。因其真实地体现着时代文化的律动、脉搏，因其不造作，不伪饰，自然存在的本性，因它不想怎样而反具有的真实的“怎样”状态……而具有较为确切的时代认识价值。
就中国内地而论，后现代电影因种种制约，较少出现在正式渠道中。其实，只要没有被宪法所禁止的“反社会效果”，对其某层面的“自然呈现、写实扫描”以及它们虽“离经”却并不“叛道”的艺术体现与试验，均应保持较宽容的态度。
第二，若进一步要求，当代中国的后现代电影，应在一种新的“意义基础”与“价值准则”及“历史引领”的潜蕴中，去展示“社会状态的无意义、无价值与无历史”。或者说，在“无意义”的形象系统的艺术展示中，使观众或读者获得某种反思后的意义的重新定位与价值的新层面的奠基。当然，这不能刻意超时段地强求，因其只能是“与时俱进”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