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长篇小说，可能用一年、两年乃至数十年才能写出来。然而，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诚然辛苦，但他“发现”《红楼梦》这部小说，却是用了数十年的生活体验与感情积累，用了几乎一生的血泪与“痴心”！他是用他的整个生命，经历漫长的人世沧桑、风云变幻，才“发现”出这部文学精品的！其他世界名著，诸如《复活》、《约翰·克利斯朵夫》、《红与黑》、《喧嚣与**》之类，其创作过程均可证明——“发现”比“表现”艰难而重要得多。就中国作家而论，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张炜的《古船》，以及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其艺术高下，自可不一，但哪一部作品不是作者长期潜心地艰苦备尝才得以“发现”的。至于中短篇作品的“发现”与“表现”之间的悬殊，更往往令人惊骇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虽篇幅不长，竟是在几十年人生基础上对数千年中国历史的沉思；《阿Q正传》不过是一个中篇，却浸润着作者对中国社会、中国国民病态与弊端的一生的思考与觉悟！
就影视界而言，亦如此：
我们欣赏《邦妮和克莱德》风格的迥异不群、内涵的独到深刻，以轻松的笔触，似乎“玩笑着”就成就了一部经典作品——殊不知，这其中融会着作者多少人间见识、社会沉思……
我们几乎嫉妒《红高粱》、《菊豆》等影片的一炮打响、一夜走红，可是认真想想看：如果作者没有长期在理念桎梏中承受着生命的压抑，没有全身心地感悟封建文化数千年来对健康人性的戕害，他们（包括编剧、导演及演员）的艺术创作竟有“天助”、纯靠“机遇”不成？！
历数中外优秀影视创作，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真正的“发现”，就不可能产生杰出的艺术影片（那些纯商业的，只为观众消遣解闷的娱乐片自然不在此列——那确是随便什么人、随便编排调侃一番就能卖座的）。
因此，对影视创作的“发现”这一关键环节，大有认真作一番理性探讨与经验评价的必要。
当然，正如许多作者所说——电影（或电视）的“发现”是一个奇妙的难以言喻的过程，于是，这过程在人们眼中自然就蒙上了一层离奇神秘的光晕。尤其是不同作者对自己的创作发现又有各不相同的描绘，比如，“我的电影就像草那样，该长时自己就长出来了”，“没什么经验，就像女人生孩子，不知怎的就生下来了——生孩子要什么经验”，还有的人更高深莫测，问他剧本怎么写出来的？答曰：“难，就像要说明一棵树是怎么开出花来一样……”凡此种种，使后学者无法问津、难能理喻，便只好敬而远之，对那些“老僧入定”、“天机神授”、“鬼神附体”等，唯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了。
然而，电影（电视）的创作与发现，真是纯个人天才的显现、纯一己的偶然触发，而根本不能把握、难可理喻吗？不尽然。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论道：
渗入艺术作品的个人特征还不是主要的。实际上，纠缠于这些怪癖特征越多，艺术问题就研究得越少。一件艺术品中基本的东西，应该是远远超出个人的生活范围。……如果一种“艺术”形式纯粹是个人的，那么它只配当做精神病来对待。
每一个作家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是有私生活的个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非个人化的创作过程。……艺术是一种天赋的力量，这种力量能抓住人，使之成为艺术工具。艺术家不是一个富有力求达到其目的的自由意志的个人，而是允许艺术通过自己、以实现它的目的的这样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他可以有一定的心情、意志和个人目的，可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一个更高意义上的人——他是一个“集体”的人，一个具有人类无意识心理生活并使之具体化的人。[1]
在上述语言中，荣格承认每个艺术家进行创作时，可能有各自独特的、不相伦类的表现以至某种怪癖，也有可能连自己也不清楚艺术品发现、产生的确切过程，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绝对自我”的艺术创作，没有纯粹的“艺术家个人”。每个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都受着明显的或潜在的艺术规律与心理原则的控制与引导。因此，在同一篇论文中，他明确指出：完全可能用现代心理学去解释、剖析艺术创作，尤其是艺术“发现”的过程。
[1] ［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译文载《文艺理论研究》，19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