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题材与影视观众是相互关联的。影视作品就其本质而言，固然是属“大众”的、“通俗”的一类，但这“大众”，不一定只指覆盖社会全体成员的那个“大众”，而是相对而言，指不是极少数个别人，而是社会某一层面、某一阶层的基本成员的那个“大众”；这“通俗”，更不等同于“平俗”、“庸俗”，而是指能使特定的“大众”赏心悦目、感同身受的那种“通俗”。简言之：特定的观众群体往往有其喜爱并易接受的特定影视题材。或者说——不同的观众阶层总有其各自爱看的影视题材。比如农民比较喜欢表现农村生活的故事片，市民比较喜欢反映市民生活的影视片，离退休的老红军爱看革命时期的战争片，现代的年轻观众则迷恋青春片，等等。我们并不否认有社会各阶层都喜欢的影视题材，因为大家毕竟都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生活；但我们也绝不能因此就忽略了不同观众尚有各自不同的看片取向。
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作为编剧，就要考虑题材和观众的不同对影视结构的影响或曰要求了。毋庸赘言，不同层面观众的生活体验、文化品格、艺术修养，就其总体而言，各有不同，其对影视艺术的感受能力、觉悟水平，尤其是审美取向，有很大差别。比如农村观众，一般喜欢形象单纯、故事明朗、情节紧凑的影片，于是《喜盈门》大获喝彩；比如一般市民，喜欢故事曲折、情感委婉、人物性格较复杂（最好含有某种悲剧色彩）的影视作品，于是，一曲《渴望》唱遍大江南北；而像《黑炮事件》、《大红灯笼高高挂》这类影片，其荒诞的风格，其象征的意蕴，其叙事的“小题大做”，其情节的“沉闷僵板”，……就难以被知识阶层之外的一般观众所理解的了。至于像国外的某些现代派作品（包括《野草莓》、《广岛之恋》等），对观众的“挑剔”（更确切地说应是观众对它们的“接纳”），更是众所周知。
以上，只是笼统地一般化要求，其实影响影视剧结构的因素远不止于这些，像不同国家（地域）的历史背景、文化积淀、时代潮流、民生状态，等等，都会对影视剧的结构产生影响。往往有“南方之橘成为北方之枳”的现象。因此，一个好的编剧，即使在影视表现阶段，也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深层考虑，不可只自恃才高，一味“我行我素”。
[1] 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121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2] （清）李渔：《闲情偶寄》。
[3] （明）陶宗仪：《辍耕录》。
[4] （清）李渔：《闲情偶寄》。
[5] （金）王若虚：《文辨》。
[6]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203页，北京，新文艺出版社，1958。
[7] 崔道怡等编：《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126页，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8]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附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