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外喜剧的历史进展中，我们不难看出：只有那些紧扣时代脉搏、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健康先进的人文意识，反映与人民大众的生存状态最为密切的社会生活景观的喜剧，才会获得大众的认可及长久的艺术生命。又由于至今为止的社会生活中，总有着各种各样、各个方面与层面的丑陋、邪恶、黑暗、伪善、畸形或病态的现象，而所有这些现象组成的总的“社会势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压抑、扼制、损伤乃至迫害着人们的身心，普通民众虽对此深恶痛绝又往往无能为力（包括对自身病态、弊端、误区的无能为力），于是，尽管“歌赞式喜剧”也能受到观众的欢迎，但真正具有深度与力度的“讽刺式喜剧”就更为社会所需要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等先人强调“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丑陋的、虽垂死却还在强撑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论断，对我们的喜剧创作，确实不无重要意义。
那么，再静心审视一下我国当前的影视喜剧创作，就不能不有所感叹了——
如果将那些正面赞颂式喜剧与那些不涉时事、只以古往今来普遍存在的常人缺点作为笑谑对象的喜剧称为“轻型喜剧”，而将中外喜剧史上那些以笑声为武器、对各种邪恶势力（包括人们自身的“邪恶”）进行极具时代感与历史性斗争的喜剧称为“重型喜剧”的话，则我国当前的影视喜剧，便前者太多、后者过少或几无了！
这种态势，与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背景，大不相称。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世纪性跨越的历史时期，无论是人们所生活其间的社会，还是人们的内心，都经历着一个“史无前例”的人文挑战。大河奔流、泥沙俱下，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之中，都有着不容否认并难能克服的众多病灶或疑症重疾，正是要我们的喜剧创作发挥刺激、针砭、讥嘲、讽示作用的时代。而我们的影视喜剧现状呢，却仍停留在“作弄愚人、嘲笑傻瓜”的插诨作科或“巧合意外、戏谑把玩”的平俗编织层面。轻巧有余而厚重不足，在当前需要“黄钟大吕”以振聋发聩的时代氛围中，我们却只是“纤丝细竹”地给观众搔痒痒，则喜剧创作本身，就已经具有使人啼笑皆非的“喜剧色彩”了！
也不是全部否定当前的影视喜剧创作，有时也能看到稍有内涵、尚不太轻俗的作品，像《顽主》、《我是你爸爸》等，但终因主观与客观的原因，即使是这些作品，也仍免不了小家子气与“小玩闹儿”品格，与中外戏剧史上的那些具长久社会生命与艺术生命的喜剧杰作、精品相比，还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影视编剧而言，我们必须承认上述事实。然后，则应尽我们的所能，使当代中国的喜剧创作面貌，有所改观。
[1] 牛国玲：《中外戏剧美学比较》，139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
[2] ［俄］果戈理：《剧场门口》，载《春风》文艺丛刊，1979（3）。
[3] 杨周翰等编：《欧洲文学史》，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4] 牛国玲：《中外戏剧美学比较》，142～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古希腊］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见《阿里斯托芬喜剧集》，罗念生、周启明译，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7] ［法］莫里哀：《剧场门口》，载《春风》，1979（3）。
[8]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9] ［法］皮埃尔·高乃依：《论戏剧的功用及其组成部分》，见《西方文论选》，上卷，25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0] ［法］莫里哀：《〈达尔杜弗〉的序言》，载《文艺理论译丛》，1958（4）。
[11] ［德］莱辛：《汉堡剧评》，第29篇，载《文艺理论译丛》，1958（4）。
[12] ［英］卓别林：《我的秘诀》，载《世界电影》，1994（1）。
[13] ［美］布·汉德森：《今天的爱情喜剧·半顽强或不可能的》，载美国《电影季刊》，1978年夏季号。
[14] ［英］卓别林：《喜剧文献·我的秘诀》，载《世界电影》，1994（1）。
[15] 转引自［美］哈·劳埃德：《我的喜剧方法》，载《世界电影》，1994（1）。
[16] ［美］巴·基顿：《使人发笑的技巧》，载《世界电影》，19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