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经前面声音与色彩的两次革命性飞跃后，到了20世纪70年代，因电子计算机成像（CGI）技术的发明，第三次革命，已经悄然而起：1977年美国导演卢卡斯的《星球大战》中，通过计算机程序编制了大量外星人格斗的特技镜头，令观众眼花缭乱、叹为观止，并创下了数亿美元的巨额票房。此后，电脑特技开始成为电影制作的又一根拐杖，在科幻片中，通过计算机设计出来的形象、布景、道具以及一些规模宏大的海陆追逐、宇宙冲撞等场面，已经成为科幻影片获得成功的重要手段。到20世纪80年代末，一部《谁陷害了兔子罗杰》，又以其极为精湛的电子合成技术在电影技术的发展史上立下了一块新的里程碑。进入90年代，电子计算机更显示出了“几乎无所不能”的魔力，使得影视作品不仅可以记录自然界中各种现实的生命形象，而且可以在银幕上展示人类梦想中的任何世界情景，像人们幻想中可以自由变形的液态金属机器人，像已经灭绝多年的远古动物恐龙等。试想，纵如斯皮尔伯格这样具有超常想象力的艺术大师，若没有高科技的支持，他能够在银幕上创作出来那般令人信服的“侏罗纪公园”，并能掀起那般狂热的“恐龙旋风”吗？！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在当代的影视创作整体过程中，高科技所具有的重大作用。若条件允许，则应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运用之。若一味墨守成规，只满足于老手段、旧方法，难免有终于被观众、同时被历史淘汰的一天。
但是在问题的另一面，如果过于迷信现代高科技手段，只依靠技术层面的制作来打天下，依靠单纯刺激观众的感官来闯财路，也只能“昙花一现”，获得片时的喝彩，进而使科幻型影视创作走向歧途。
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星球大战》为**的“银河热”很快陷入低谷，其后的一些科幻影片，像《帝国反击记》、《超人》及《异物》等，虽然处心积虑地想出各种新技术，但仍然没能挽回颓势。在美国本土，此类科幻影片也渐渐被较为关注现实、反映各种普通生活与实际问题的“伦理影片”热潮所冲击、所替代了。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
在这里，有必要简略探讨一下我国的科幻影视片的创作问题。
毋庸讳言，我国的科幻影视现状很不尽如人意。近年来，国外的科幻片大开国人眼界，引起一阵阵观赏热。但反躬自省：我们自己为什么很少（几乎没有）优秀的科幻之作？历数中国电影电视众多篇章，除“改革开放”之初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及《潜网》两部平平之作外，简直是“一片白茫茫大地”。
原因何在？
有文章论及此，归结于真正懂得科技、具有够格的“科幻头脑”的影视创作人员（尤其是编剧）太少、几无。因此，或者根本编不出来，或者所编之剧粗糙伪劣、漏洞百出，自然难登大雅之堂；
有圈内人士则感叹：用高科技要花大钱。而我们家底薄、“阮囊羞涩”，可奈其何？！
本书以为，上述两点，固不无道理，但没有点到根本处。
我国之所以没有或曰缺乏科幻影视篇章，更主要的则在于思想观念、人文意识方面源远流长的“先天不足”。
现实与幻想，本是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两个基点。只停滞于现实中的民族，定是难以发展的民族，甚或必将是即死的民族。幻想，体现着人类最本真的一种生命力，它容纳着“对于未来的人类和社会、未来的科学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所做的哪怕是最小的推断”，它却又“以幻想的方式与我们今天的现实和日常生活相联系。”
中国新文化的先驱鲁迅先生在20世纪初叶，便翻译过凡尔纳的《月球旅行记》，并大力倡导科幻文艺。更早些的改良主将梁启超也翻译过短篇科幻小说《世界末日记》，并汲取其幻想色彩，还创作了政治寓言式的《新中国未来记》。然而，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后人却不但没有步其后尘，反而对“科幻”采取轻视乃至轻蔑的态度，这，实为可悲了。
诚然，我国民众在太多的时期处于生存维艰的状态，我国臣民长久地承载着“安分守己”的现实性宣教，“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人文传统，更禁锢着千年来的国人头脑……凡此种种，又哪里还有对未来社会的“非分之想”、对明天世界的“狂诞推测”、对现实生活的“超离反视”？
但是，我们不妨改用鲁迅先生一句话：“从来如此——就正常、就健康、就天公地道么？！”
当前的我国，正处于历史性的重要转折时期。纷纭着的社会状态、躁动着的人文心理、朦胧着的明日画图，正应是“幻想驰骋”的大好时机、“臆造横行”的绝佳际遇。
当代的国人并非没有人之为人的童真，因而绝非缺乏“童心”的想象力，乃至幻觉力。这，从广大观众对近年来引进外国科幻影片的强烈感应中，已充分见得。
因此，我国的科幻影视创作，应该担负起时代赋予的职责，首先要从思想观念与美学评判的桎梏中冲脱出来。反观历史、审视现实、瞻望未来，以“科幻”为表述手段，以真正体现古希腊哲学家普拉泰哥那句人文主义的千古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事物的尺度，也是尚不存在事物的尺度。”[2]也只有这样，我国的科幻影视的创作，才能真正承载历史的重任、引领时代的潮流，在人文层面上大有裨益于广大观众的同时，自身也获得艺术上的空前进展，使中国的科幻影视篇章，大放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