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编导赫尔措格对上述反响，提出了抗议。对本片的题旨，编导者如是道：“卡帕斯·豪泽是成为少年之后，粗暴地被推进一个此前从没有见过的世界里的。……卡帕斯曾经是一个全然没有理解能力、没有语言能力，没有受过文明熏陶的人，一个像璞玉一样未经雕琢的人，一个粗野的人，一个像是从其他某个星球降临到地球上的天外来客。当他被推入一个虚伪、世俗的市民世界之后，便开始了一部受难的历史，开始了一个将本来颇具人性的人慢慢地加以扼杀的故事。直到卡帕斯被杀之后，人们还拼命在他身上寻找某种畸形的东西。其实，这种畸形的东西，正是那个一心要按照他们的标准对卡帕斯进行**的资产阶级社会。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可说是瞎子。”[5]赫尔措格在影片中还借卡帕斯之口对影片题目进行阐述：“当我环顾我的周围，看看四下里的人们，真的就会有这样一种感情产生：上帝必定会反对他们！”
从上述介绍里，我们不是已经清楚地体味到本片的总体象征意蕴了吗！本篇并不注重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而重在展示既定的深层哲理；它绝不是仅仅描绘某些特殊的病态人物的传奇，而是将人物作为社会病态的症结，对过去与当时的社会本质作出卡夫卡式的象征化表现。法国影评家居·台斯依尔明确指出本篇的内涵就是“它对社会所持的批判与嘲讽的目光。卡帕斯健全的人的理解力之所以竟使一位医生的逻辑站不住脚，那完全是因为在这一逻辑背后，隐藏着的不过是一种令人头昏目眩的、无价值的虚无罢了。”[6]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1977年在美国《新闻周刊》上也盛赞本片为“一生所看到的十部最好的影片之一”，认为它所表达的哲理是“深刻的、智慧的和美妙的”，因而是一部“令人难以置信”的杰出作品。
此类原型象征的影视作品，如意大利影片《道路》（编导费里尼，1954年）、《一个女人身份的证明》（编导安东尼奥尼，1982年）、法国影片《熊》（编剧杰拉尔·布拉什根据柯伍德的小说《灰色的王》改编，导演让-雅克·阿诺，1988年）、美国影片《现代启示录》（编导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1979年），等等，均可例证。
造型总体象征：
造型总体象征，是指作者以有意“编造”出的艺术形象体系来呈现象征性内涵的方式。它不是毫无痕迹地“摘录”生活原型，而是“创作”出一特定的既有明显杜撰性，又含本质真实性的生活情景，而使人们领悟某种哲理的艺术手段。
这种表现手段，在一些具有现代风格的艺术篇章中，多有所见。像众所周知的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乡间路旁，一棵枯树。衣服破烂的两个流浪汉相遇，无聊地讨论上吊与否和等待戈多等内容。奴隶主与奴隶上，主令奴为自己忙个不停，又叫他发表“思想”。奴隶便演说谁也听不懂的呓语。众人则时而呻吟、时而暴怒。最后一男孩作为戈多的信使来，告诉众人：“戈多今晚不来，明晚来。”下一幕：同一时间、地点。枯树上长出了几片叶子。两个流浪汉仍在等待戈多、并想到了死。奴隶主与奴隶已经衰老不堪、气息奄奄地摔倒在地……大家却仍在等待戈多。最后，男孩来了，说戈多明天晚上来。两个流浪汉想上吊，裤带却被坠断……于是，众人决定继续等待。本剧中，戈多到底是什么？众人为什么空耗生命、麻木混沉地非要等待它？作者没有告诉观众。只明白无误地向观众展示：这总体的形象体系，本是人为编造、杜撰的。然而，它却真实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某种哲理意识，呈现出深沉阔大的象征内蕴。
中外小说作品中，此类篇章更为多见，如卡夫卡的《判决》、《梦》、《骑桶者》[7]等，像我国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张承志的《大坂》、刘家琨的《高地》[8]，再如鲁迅先生的《过客》，不也是典型的造型象征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