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部艺术发展的历史来看，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影响最大、生命力最强的创作方法，毋庸置疑地始终或显或潜地居于艺术创作的积极主导位置。
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在不同时期、因不同的背景原因与自身本存的潜因，也曾发生过内部的理论论争，也曾产生过实践方面的偏颇乃至病态。
这便是来自“自然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种方向上的对现实主义主脉的“反对”。
先看“自然主义”对现实主义的“反对”——
“自然主义”是19世纪末期出现在法国的一个文学流派。它不满于“浪漫主义文学的矫揉造作”，也摒弃“批判现实主义的典型归纳”。其要点有三：其一是否认典型化原则，认为那样不真实、不客观，因而反对艺术家对生活进行选择与概括；其二是把遗传作为人性的根本原因，只承认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其三是主张文艺要脱离政治与道德，认为文学只应是一种科学实验。“自然主义”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最真实地再现现实，因此，也才最具“现实主义品格”。
其代表人物左拉论述道：
自然主义小说不过是对自然、种种的存在和事物的探讨。因此它不再把它的精巧设计指向着一个寓言，这种寓言是依据某些规则而被发明和发展的。想象不再具有作用，情节对于小说家是极不重要的，他不再关心说明、错综或结局。我的意思是说，自然主义小说不再插手于对现实的增、删，也不服从一个先入观念的需要，从一块整布上再制成一件东西。自然就是我们的全部需要——我们就从这个观念开始；必须如实地接受自然，不从任何一点来变化它或削减它；……我们无须想象出一场冒险事件，把它复杂化，并给它安排一系列戏剧效果，从而导致一个最后的结局。我们只需取材于生活中的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故事，忠实地记载他们的行为。[4]
在特定的背景环境中，自然主义的出现也许有某种层面的“拨乱反正”意义，但“矫枉过正”，理论上就难免偏颇，实践中也难能长久。其主要的问题在于为反对“造作”而过分强调“自然”，这就从本质上违背了艺术之所以为艺术、文学之所以是文学的最起码的品格。
对此，现实主义小说家莫泊桑指出：
须知绝对的真实、不搀水分的真实是不存在的，因为谁也不能认为自己就是一面完美无缺的镜子。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思想倾向，教我们这样或那样去看待事物。想描写得真实、绝对的真实，是一种不能实现的妄想。人们至多只能根据自己的观察能力和感受能力，确切地再现所观察到的东西，按照我们所见过的样子描绘出来，至多只能根据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形象记忆力，把我们获得的印象写下来。[5]
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批评自然主义的另一观念时写道：
一个社会的人的行动、意向、趣味和思想习惯，不可能在生理学或病理学中找到充分的说明，因为这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6]
普列汉诺夫将人的行为举措只归结于“由社会关系所决定”，未免也有疏漏，但他对自然主义只在生理或病理上研究人的偏颇的批评，还是有道理的。
自然主义因其具有一定的“即时”意义与针对指向，所以不该轻易地全然否定。当然，若不看到它之所以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学环境，而一味茫然推崇、极力效法，也将使文学艺术走向歧路。自然主义的文学创作没能长久地保持强大的活力，概因于此。
下面，再审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理论与运作方面对现实主义的“反对”或曰“误导”——
如果说自然主义对现实主义有过影响（或曰干扰），但毕竟为时不长，则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观念对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的扭曲与侵害，就因其时间之长、影响之大，极需总结与反省了。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正式提出，是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