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理论奠基于古希腊时期的“摹仿说”。亚里士多德在其经典著作《诗学》中，首先阐述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他发扬了古希腊传统的“摹仿说”，认为现实世界是艺术的蓝本，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但摹仿并不是消极的抄袭，而是通过观察和认识，来反映现实世界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在《诗学》第九章中，他写道：
真正的差别在于历史家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诗人却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是更哲学的、更严肃的：因为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所谓普遍性，是指某一类型的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会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诗的目的就在于此，尽管它在所写的人物身上按上姓名。
就是说，“历史”所写的只是个别的、已然的事，事的前后承续之间不一定有必然性，“诗”所写的虽然也是带有姓名的个别人物，但他们的言行却绝不是个别的，而是带有普遍性，合乎可然律或必然律。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已经点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要义：“诗”（文艺）不能只是摹仿偶然性的现象，而要揭示现象的本质和规律，要在个别人物事迹中见出必然性与普遍性。这便是现实主义关于“典型化”的最精微、也是最早的释义了。
亚里士多德关于文艺与现实关系的理论，两千年来，一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现实主义作家与理论家均忠实地秉承并发扬着这种方法、理论。如莎士比亚的观点：“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人生，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1]
巴尔扎克更是身体力行，将现实主义文学推向又一高峰。在论及文学家的社会职责时，他讲道：
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画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性格的特点糅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风俗史。
在《〈夏娃的女儿〉和〈玛西米拉·道尼〉初版序言》中，巴尔扎克更具体地讲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者需要做的事情主要是用分析求得综合，刻画和搜集我们生活的各种成分，提出一种主题并且对它们全体加以论证，最后，描写一个时代的主要人物以绘写出这个时代的广阔的面貌。
高尔基对现实主义的论述更为充分：
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呢？简略地说，是客观地描写现实。这种描写是从纷乱的生活事件、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性格中，攫取那些最具一般意义、最常复演的东西，组织那些在事件和性格中最常遇到的特点和事实，并且以之创造成生活画面和人物典型。
……现实中未必会有这样的人，他一身兼备普希金所安排于奥涅金（普希金作品中的人物）身上的一切特点，可是，毫无疑问，奥涅金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那个时代成千屡百人所具有的特点。
现实主义作家倾向于综合、归纳他的时代一切人们所特有的、具备一般意义的特点，使之成为唯一完美的形象，而且除了它的和谐、它的美这些美学价值以外，它对于我们还具有无可争辩的历史文献之价值。[2]
恩格斯的那句名言，更是极具权威性地指导了相当一批作家、理论家，它如是说：“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
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论述，还可举出很多。归纳之，现实主义具备以下特点，或曰要旨：
其一，它可以虚构，但必须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现实生活。
其二，它不能机械地对客观世界进行“照相”，而要展示出生活的本质或带有必然规律性的东西。
其三，它应该具有高度的艺术形象性，包括宏观的艺术形象与微观（细节）的艺术形象。
其四，它的形象必须是典型化的艺术形象。
简言之，可以是一句话：以典型化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中某一层面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