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实际上是柴伐蒂尼和德·西卡在成功创作了《偷自行车的人》之后，朝他们的美学理想又迈一大步的实验性作品。他们的理想就是“彻底排除虚假”：不仅戏剧化的故事情节和性格特征鲜明的人物是一种虚假，由一个人来扮演另一个人也是一种虚假。不仅人工搭建的外景与内景是一种虚假，经过剪接的空间和时间也是一种虚假。此观点，在《偷自行车的人》里，有所体现，但离“彻底”还远远不够。柴伐蒂尼论此道：“《偷自行车的人》……反映出这样一个理想，即认为每件事情都可以详细描述；但其含义仍然是譬喻性的，因为影片仍然在借助于一个虚假的故事，而不是真正的纪实作品。”
尽管柴伐蒂尼对《温别尔托·D》仍有保留意见——“在《温别尔托·D》里可以更明显地看出，作者是把现实当作一种实在的东西加以分析的，但它的表现方法还是传统的那一套。”[4]——但它无疑有了《偷自行车的人》所未曾尝试的东西，即把一个事件（例如“女仆起床”）分解成一连串琐碎至极的事情，并按其实际时间流程毫无遗漏地再现到银幕上。巴赞在赞扬这部片子时举出了诸如“女仆起床”、“走过走廊”、“淹死蚂蚁”、“磨咖啡”等例子。实际上影片中这样的片段相当多，已令人不堪其烦。而柴伐蒂尼仍然抱怨没能完全体现其理想，因为影片中毕竟容忍了动作或时间、空间的跳跃，有人为的剪接在。
另外，本片与《偷自行车的人》一样，虽然演员（包括主角）大部分是非职业演员，但毕竟还不是真正的“自己演自己”——因为饰演温别尔托的，是一位语言学教授，而不是真正孤苦的老头子。
柴伐蒂尼强调：“我们必须选择不必用演员来演的题材。”他曾要求飞机在银幕上连续飞过20次，但既没有机关炮向它开火，它也没有自身坠毁，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在《温别尔托·D》中，有相当的镜头已经表明，柴伐蒂尼与德·西卡正在有意识地“向现实接近”，以便有一天能拍出“表现一个人连续九十分钟的平凡生活”、“不必用演员来演的”、“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影片。[5]
这种近于极端的实验，或可有当时特定背景下“拨乱反正”的作用，但是，如果将这种“实验室作品”不加考虑地搬到电影院银幕上——而银幕上的景象与大街上的景象又完全一样，观众又何必进入电影院呢？！
柴伐蒂尼等的美学理想显然失之偏颇。在战后意大利的历史条件下，反对好莱坞电影对现实生活的“过滤和净化”，要求直面严酷的生活真实，确有重大进步意义。但什么事总应有个界限，过犹不及。观众可以没有电影，而电影绝对不能失去观众。没有观众（或观众不感兴趣）的任何电影艺术的创新，都应检讨自己的偏颇乃至病态，一味孤芳自赏，只能失败。柴伐蒂尼与德·西卡拍完《温别尔托·D》以后，重新回到了“虚假（有明显艺术营构与编排）”的道路，他们的下一部影片《终点站》不仅讲述的是一个“虚假”的故事，而且还使用了美国的明星。从中，我们可玩味之。
类似的因过于追求“真实自然”而失去观众、造成失败、并冠以“写实主义”的影视创作，近来不乏见。如我国1995年拍的《一地鸡毛》等，尽管原作小说获得了成功，但由于改编者没能考虑电影（电视剧）的特定要求，机械地搬演，而陷入尴尬、难堪的境地。对此，当作我们的前车之鉴。
[1] 转引自罗慧生：《世界电影思潮美学史纲》，199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2] 转引自郑雪来主编：《世界电影鉴赏辞典》，129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3] 郑雪来主编：《世界电影鉴赏辞典》，130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4] 郑雪来主编：《世界电影鉴赏辞典》，130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5] 郑雪来主编：《世界电影鉴赏辞典》，130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