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别尔托病倒了。他发着高烧，住进了公立医院。在这里他可以享受公费医疗，还能吃到免费的伙食。他很快就痊愈了，但一想到房租、鞋钱……他实在不愿意出院。病房里的修女护士对他非常体贴，更让他高兴的是他的狗总在医院大门外等着他。但当玛丽亚来探望他时，告诉他女房东非要撵他走的消息，他气昏了过去……
医院里发生了病人暴动事件。他们不准不参加暴动的病人吃饭，摔掉了温别尔托的饭盆，胁迫他参加绝食斗争，以抗议医院总务主任克扣病人伙食费。但暴动很快就被院长吓退，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温别尔托只好出院了。
在他原来的住所里，温别尔托发现桌上放着“迁居令”。泥水匠在翻修房子，把他的东西随便乱丢。他还发现自己的狗不见了。他在街口找到了玛丽亚，她正对着一个警察哭泣。她已经怀了身孕，但那个警察不承认是孩子的父亲，转身而去。温别尔托非常同情姑娘的处境，但是爱莫能助。他向玛丽亚打听狗的下落，姑娘说不知道。温别尔托猛地想起自己的狗没有戴狗套，很可能会被当成野狗捉去杀死。他气急败坏地跑到市立牲畜剥皮场，果然发现了它。狗的重归给老人带来了欢乐，但无法改变他的悲惨境遇。
在大街上，温别尔托想到了买他表的乞丐。为什么不能学着乞讨呢？那总比饿死强吧。老人把帽子托在手里，试图向行人伸手。但尊严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几次伸手，都突然又改变姿势，让人以为他在感觉是否下雨，或别有所图的样子。他最后决定让狗衔着帽子代自己乞讨，但倒霉的是又遇到了熟人，他只好作态，“责怪”狗太调皮，“总是拿着帽子玩”。
老人在夜色中又回到原来的住所——他不习惯“有失身份”地去住便宜的小客店。泥水匠已经在他房间的墙上打了大窟窿，所有的家具都已堆到了一起。温别尔托愤愤地收拾起自己的衣服、杂物，然后用手指蘸上墨水，在窟窿旁边写上两个大字：“混蛋”。在门口，他和玛丽亚凄凉地道别。
老人在街头流浪。他想把自己心爱的狗托付出去，但无人愿意接受。他和狗默默地朝铁路道口走去。他想到了死。当隆隆开来的火车逼近时，狗恐惧地挣脱了他的怀抱，逃走了。温别尔托惆怅地目送着呼啸的火车驶向远方……他朝自己的狗走去，柔声地向狗道歉。狗宽容了他，与他和好如初。温别尔托开心地笑了……
这部影片没有任何“剧情”，全片用一句话便可概括：一个孤老头和一条狗相依为命，贫困加孤独使他几乎走上自杀的道路。如此而已。在整整一个半小时里，只是平浅单调地“记录”老人日常生活的细碎流程，什么戏剧性的事件也没有发生，表情动作代替了叙事，散漫扫描代替了情节。用巴赞的话来说：“它摒弃了任何传统的电影场景。……它是把生活中各个具体时刻串联起来，彼此无主次轻重之分，本体论上的平等从根本上打破了戏剧性范畴。”[2]
此部作品一出现，便引起强烈争论。赞扬它的人对之五体投地，如巴赞，竟用“最革命、最勇敢的完美杰作”之类封顶赞词，不遗余力地大加吹捧。而反对它的人则对之不屑一顾，认为它的内容“平淡乏味”、“拖拉的令人难以忍受的事件其实从第一个画面开始就已经说明了全部”。[3]广大观众的反应则是：创新由你们，反正我不买票——此片的票房成绩一败涂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