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珍看到姗姗给孝松买的水鞋，有意奚落孝松，终于激得这个老实汉子发了脾气，竟说出了“离婚”二字，一推门离家出走了。吓得阿珍顿时哭了，此时，家里的良种猪又跑了，她打着手电哭着跑出去，不知是去找孝松，还是去找猪。正当她在半路上向忠叔哭诉时，孝松抱着母猪回来了。阿珍擦把眼泪，赶紧跟丈夫进了屋……
唐公、汉公是一对孪生兄弟，年轻时跑到海外打工，如今90多岁，叶落归根回来定居，还在家乡盖起新楼。年近古稀的超伯在香港生活了几十年，宁愿终老故乡，也不愿当移民。超伯得病死去了，姗姗和全村人一起参加了他的葬礼。人们默默地向归去的老人致礼，神情悲切……
姗姗与妹妹的矛盾并没有缓解。妹妹在电话中依然语言尖利。姗姗好伤心。她在睡梦中见到奶奶。姗姗大叫一声“奶奶”，满脸泪痕。
走出家门，在鱼塘边遇到忠叔正提着马灯巡塘，便诉说了自己的梦。忠叔平和地说：“噢，我常见的。也常见你爸。”又笑笑：“好人是不会死的。”
姗姗要回香港了。在渡口，阿珍来送行。船来了，阿珍伸出了手：“孝松要抢插，不能来送你了。”姗姗让阿珍趁年轻带孝松去广州玩玩：“再不去就变老太婆了！”阿珍笑着说：“我变老太婆，你也是老太婆啦！”姗姗乜斜她一眼：“那你就放心喽！”
两人都笑了，笑后又沉默起来。阿珍突然哭了。姗姗鼻子一酸，也想流泪，但终于忍住了，她缓缓地转过身，走向渡船……
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典型的写实主义作品——
它并没有大张旗鼓地编织故事情节，也没有紧锣密鼓地设计矛盾冲突，普通的人、寻常的事、漫然的生活流程、委曲的情感波纹、散淡的人生画面……绝无一点“耳提面命”的牵引，而使观众自然而然地进入影片既定的情境之中。然而，又正因为它的普通、寻常、散淡，也便更具有了广泛的、普遍的人文涵盖，也便承载了多义、多向性的生活情致与某种“形而上”的可意会、难言传的哲理内容。更重要的一点则是：它向观众所呈现的一切，都有着确切的现实生活基础，有着明显的时代氛围。它绝不是望空编造的海市蜃楼，而是社会人生的真实写照。它寓深刻于平常之中，蕴浓郁于散漫之内，以似乎“没有典型化的典型化手段”，使影片无造作痕迹地完成了以小现大、以个体寓群体的艺术创作。
通过这部影片的赏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写实主义作品的艺术特色，对认为写实主义就是“自然依实地记录原生态社会人生”的观点，当有清醒地审视、裁判了。
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发起“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的意大利人，纵使他们在理论上特意强调“即景”、“纪实”，排除杜撰，但在其代表性的具体作品中，却仍然隐含着作者的创作编排与艺术营构。
比如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在保持写实风格的同时，对题旨的确定、情节的设计与典型人物的塑造，都可谓作了精心的安排——只不过“似乎没有”而已——
首先，它有既定的题旨规划：通过一个失业者的具体生活遭遇，展示战后意大利整体的社会面貌以及普通劳动者的悲惨境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