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心理现实主义的理性扫描
将人物内心的真实世界作为主要对象，借以艺术地反映社会与人生的创作方法或趋向，可统称为“心理现实主义”。
在艺术作品中，反映或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无论中外，均古已有之。像我国屈原所作之《离骚》，可以说通篇就是诗人的内心独白。像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则更可以视为“意识流”的开山之作了。
西方也如是：像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对那位丹麦王子内心世界的直接展示，在《李尔王》里，老王在暴风雨之夜的那段著名的独白等，均非常重视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并因这种刻画而使作品大生光彩。
不过，在这里所说的“心理现实主义”，则专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以人物内心世界为主要展现内容的艺术方法（或曰趋向）。
19世纪末期以来，工业化社会的出现，使人们的社会位置、人际关系、生活内涵、价值取向……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各种“形而下”与“形而上”的难以逃避的现实问题，自然要逼迫人们不能不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刻乃至痛苦的思考、寻觅、反省、抉择。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对人们内心世界的理性探讨、对人们主观精神的艺术性展示，就必然应运而生了。
“心理现实主义”的理论根基，最早可以溯源至19世纪后期“非理性主义”的出现，比如尼采（1844—1900）“唯意志论”的、强调人的无意识和本能、否定人的理性的学说；比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1859—1941）的——不能靠理性来认识事物，只能靠直觉、即绝对排斥分析的不可言传的内心体验来认识事物——直觉主义，等等。而有直接影响乃至有具体指导意义的，当推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1842—1916）“意识流”的提出与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1856—1939）的“精神分析法”的创立。
威廉·詹姆士在其论文《论内省心理学所忽视的几个问题》中，最早提出“意识流”一词，以后又在《心理学原理》一书中进一步加以阐述和发挥，他不同意19世纪德国心理学家威廉·冯特的“感觉元素”说，认为人类的思维活动“并不是衔接的东西，它是流的”；人的意识“并不像切成碎片的那样来表现自己本身”，用“像‘锁链’或是‘贯串’这样的表达方式根本无法表达意识的本来面貌，形容意识的最自然的比喻是‘河’或是‘流’。此后，我们说到意识的时候，让我们把它叫做思想流或意识流，或者主观生活之流”。[1]
弗洛伊德提出“精神分析法”则是对19世纪精神病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肉体派”的一种反抗，他认为有些心理错乱的脑部损害是不能发现的，必须从病人的心理状态中去发掘。他试图通过“自由联想”调动潜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系列不受理性约束的思想情感，也就是把一系列无意识的心理状态揭示出来，从而发现致病的“情结”，进而达到治疗精神疾病的作用。他更提出了著名的“性本能”学说，他将人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性欲的冲动，而文艺创作的动因当然也就是“由于性本能受到压抑而需要寻求出路的一种精神活动”了。
詹姆士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很快便在艺术创作领域获得反响。比如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百村（1880—1923年）在他著名的《苦闷的象征》一书中，就借用了上述学说，提出通过艺术来发掘隐埋在人们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潜意识：“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学的根底，而其表现方法乃是广泛的象征主义。”[2]鲁迅先生对他能够融合和改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从理论上最早比较系统地提出文艺创作要表现潜意识的主张，加以赞扬，并认为这是一个创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