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中，既有变形，又含着错位：警察与被告、罪犯与法庭、庄严的法律程序与丑陋的司法内幕……乃至每一种具体的人事过程，都明显着异乎寻常的状态与品格。而所有这些，则构成了K处身其间的怪诞社会与人生环境，而这种怪诞的环境，又反过来迫使K无可奈何地也发生了自身的异化。
通过本片，我们还可以看到：作为艺术表现手段，怪诞往往与象征融合一处、互相彪炳；而现实的梦境与梦魇的现实也难分彼此（现实与幻境**）。这种现象在现代的艺术创作中，是多见且自然的。借鉴于此，我们在自己的创作中，也应切忌死板、僵滞地成为“手段”的奴仆，为了艺术表现的需要，而要“颐指气使”地成为它们的主人。当然，各种手段在具体运用中，还是有主有次的。在本片中就较明显：它的主要艺术特色就是怪诞，以怪诞的物象象征着真实的本质，以怪诞的艺术氛围表现着扭曲的社会现实。
本片改编自卡夫卡的小说，但与原作有一种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正如英国影评家艾·斯坦因所说：“卡夫卡的小说表现的是一个相当真实的世界，但里面居住着梦幻中的人，而在威尔斯（本片导演）的影片中，则是真实的人居住在一个噩梦般的世界里。”[1]
如何看待这种不同？对原作是否一定要“忠实”？
其实，既然是改编，改编者就应该有自己的创作自由：可以是忠实于原作的“照编”，也可以是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改造的“改编”，还可以只借用原作模型而引申发挥的“创编”。
具体到本片的改编，尽管威尔斯没有忠实于原作，但它也完全具有自身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改编后的影片比原作的小说，对社会批判的力度、对人生展示的强度，更甚。因为在原作中，出于故意隐晦的考虑，只好将现实躲于梦中；而在影片中，则明目张胆以示天下——现实社会，就是人间噩梦！
这里，不存在对两位作者的褒贬臧否。“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刘勰《文心雕龙》中语），卡夫卡的小说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奥匈帝国，而威尔斯的影片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法国，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例析二《萨罗》
意大利与法国合拍，1975年出品
编导：彼埃尔·帕索里尼（根据萨德小说《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改编）
剧情简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墨索里尼“社会共和国”首都萨罗城。
在一座豪华大厦的会议室内，主教、法官、总统和公爵正在签署一部“宪法”。于是，萨罗城内气氛剧变：道路被封锁，大规模的围捕进行开来。母亲们号啕痛哭，少男少女们吓得四处躲藏……
被围捕的少年男女们，被带到大厦里。那四位大人物的四个助手、四个中年妓女，在大人物的授意下，千方百计地挑逗少年们……在妓女绘声绘色地讲述间，一位大人物迫不及待地将一个少年男孩拖进隔壁房间。不久走出来说：这个男孩不合他的意。妓女向已被吓坏了的少女们讲授挑逗男人的课程……一个女孩惊骇之后，割断了自己的喉管！
大厅内出现了一场怪诞的结婚场面：一个男孩与一个女孩扮作新郎和新娘，被迫躺在一堆百合花中，这对“夫妻”在胁迫下，惊恐万分……一个权势人物突然冲出来，阻止他们**，宣称“这朵花是为我们保持的”！
接着，几个大人物讨论暴力“美学”。其中一人当场在地板上大便后，让那些敢于抗命、早已在黑名单上注册的年轻人像狗一样跪下，命令他们把还冒着热气的粪便吃掉。看到这种情景，有两个少年精神完全崩溃，趴在地板上，用手指胡乱涂抹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