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终于有了结果：两个便衣警察抓住了K，把他推向一个深坑，并将尖刀举到他面前。K拼命挣扎。警察拿出一束炸药，点着了引线，然后跳出深坑逃走。K则把炸药远远地扔了出去。六声爆炸后，一股浓浓的黑烟弥漫了银幕。
化入片头：那座法律城堡的大门在缓缓地关上……
艺术剖析：
本片改编自卡夫卡的小说。因此，在剖析本片前，有必要先认识一下卡夫卡其人其作——
卡夫卡于1883年7月3日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犹太血统。在家庭中，父亲的专横狂暴，使卡夫卡的性格从小就印下了重重的阴影。而他所处时代的专制、强暴、阴冷、压抑，更使他成年后仍不能摆脱“父亲”的威逼，因此，表面的懦弱、隐蔽、羞怯、内向、孤独乃至麻木之下，则深深埋藏了审视、不平、叛逆、愤怒，以至抗争的强烈意识。而微茫的个人与强大的外力之间的极度失衡，其结果必然是前者的消沉与绝望：1924年6月3日，卡夫卡病逝，年仅41岁。
尽管卡夫卡创作时并不为发表，只是“纯个人写作”，只是一己的“我梦幻般的内在生活的表现”，但其作品一经创作出来，则必然就“非个人”，而必定具有时代印迹了。
奥匈帝国是欧洲有名的君主专制国家，哈布斯堡王朝长期以来对外侵略、称霸，对内实行家长式暴虐统治。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内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异常尖锐。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面对日益残酷的现实，卡夫卡作为具有敏锐观察力与严肃人生态度的人，不可能无动于衷。而这样的时代氛围，又不允许直接、公开的揭露、鞭笞，于是，具有特定心理状态的卡夫卡摆脱传统创作的羁绊、另辟蹊径、探索新的表现手段，就成为其创作风格的必然。
卡夫卡作品总的基调或曰主题便是：揭示社会现实的荒谬、非理性，自我存在的苦痛与原罪感，小人物在重重压抑下无法掌握自己命运、找不到出路的孤独、苦闷与恐惧，以及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
而在上述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要表现这种主题、基调，最适当的艺术手段，便首推“怪诞的抽象”（或曰抽象的怪诞）了。
卡夫卡的作品大都以明显的怪诞风格展开，主人公们大都无言以对地任凭荒谬生活的摆布。这里，荒谬当然不是胡编乱造，而是对现实社会中那些所谓的“正常”现象，以荒谬离奇的手法进行艺术表现而已。
比如在《判决》中，父亲判决儿子“投河自尽”，儿子就居然乖乖服从，投河而死；比如在《变形记》中，一个小职员梦醒后，竟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并以甲虫自居而甘受他人摆布；比如在《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中，孤独的老人忽然有两个蹦蹦跳跳的赛璐珞球来与之做伴；比如在《乡村医生》中，出诊的医生在严寒中流浪，再也回不了自己的家中……而几乎所有篇章，又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之外展开：所述的故事都没有具体的时间，也没有确切的地点，更没有加以说明的“社会现实背景”。
卡夫卡就是通过这种怪诞的抽象，让读者在怪诞中受到现实的震动，在抽象里获得质感的悟觉。
由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卡夫卡的作品中难能避免地浸润着一种压抑与悲哀。他的作品大都描写孤独的小人物在各种异己力量控制下不断挣扎，但却更进一步异化、分裂、变态乃至死亡的命运。对个人命运、社会未来、人类前途，作品中常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掩盖不住的消极、悲观意蕴。卡夫卡自己便直言：“目的虽有，却无路可循；我们称作路的东西，不过是彷徨而已。”又说道：“巴尔扎克手杖上刻着的格言是：‘我粉碎了每一个障碍’，而我的格言却是：‘每一个障碍粉碎了我’。”
了解卡夫卡之后再看本片，便能有所把握了——
这是一部以怪诞的风格揭露当时整个社会体制（以司法体制为表现点）的荒谬、丑恶的内幕，表现小人物受压抑的愤懑、被扭曲的痛苦与难以自己的无奈状态的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