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美学家C.J.杜卡斯指出，审美判断过程中，“一个人对一件特定审美客体有无什么反应，不仅与客体相关，而且与他自己有涉。”由于影视艺术作品审美过程中，通过审美判断，可以判断出鉴赏主体审美感受能力的“范围和本质”，因而，从某种角度而言，它会“暴露出”鉴赏主体的“真实面目”，“譬如说他博学、聪明，但在审美方面则表现出迟钝；说他在审美方面非常敏感，但对艺术作品则一无所知，没有多少审美经验与见解；或者说他具有一种专门的高度审美敏感性；或者说他具有一种我们谓曰歪曲或夸大的审美敏感性等等”。[26]
这说明，影视艺术作品审美价值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创作者所提供的影视艺术文本的艺术含金量，也取决于鉴赏主体的审美判断。法国美学家米盖尔·杜夫海纳在谈到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时认为，“真正或主要的评价是在任何比较之前就承认不可比较事物本身的内在价值的那种评价，这种内在价值既不可能加以衡量，也不从属于外部标准，并且要求按自身去加以判断，要求自己判断自己：它是自在的标志。”“价值就是对象之所以成为价值的对象的东西。它不是任何外在于对象的东西，而是对象符合自己的概念，完成自己的使命时的对象本身。”“它主要的是作为知觉的对象。它在完满的感性中，获得自己完满的存在、自己的价值的还原”。[27]
影视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恰恰是在鉴赏主体审美判断时，将其看做“知觉的对象”，进行“完满”的审美感受时，才“获得完满的存在”和“价值的还原”的。但是，这种审美感受、审美判断是否真的“完满”，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在鉴赏主体未将自己对影视艺术作品的审美判断结果，用“语言”（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表达出来时，旁人是绝然不知其审美判断水平的，而鉴赏主体也只能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最终无法识得自己审美判断水平的“庐山真面目”。
那么，是否就可以认为鉴赏主体的审美判断水平在未被用语言表达出来前，就真的无法判别呢？事实并不是这样，由于影视艺术鉴赏的审美判断有其固有的规则和方法，因而对它的判断，是有其规律可循的。正如杜夫海纳所说，对感性来说，审美判断应当是一种“含规则的光辉”，因此，对它的探索肯定是有迹可循的。影视艺术鉴赏主体的审美判断规则至少应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合情的审美判断规则
影视艺术作品反映的是人世的悲欢离合，揭示的是人间的喜怒哀乐，因而，其中蕴涵着浓厚的人生哲学和人性哲学，具有浓烈的人情味，所以，在对影视艺术作品进行判断时，鉴赏主体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情感的人，他对作品的判断必须合乎人情的法度，必须具有人情味。
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人们很熟悉，但是，在对其作审美判断时，存在着两种完全矛盾的审美结果：一种说法是，以梁三喜、梁大娘、玉秀为群体的沂蒙人形象是中国传统优秀农民的象征，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农民全部的美好品质，他们坚强、通情达理、无私奉献，为了保卫祖国，他们付出了巨大代价，忍着巨大的悲恸，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以梁三喜、梁大娘、玉秀为群体的沂蒙人是中国传统农民愚昧的象征，他们母亲送丈夫参战，儿媳送儿子上前线，为了国家，他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然而，他们保卫的国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儿子走上前线，怀里揣着的是血染的欠账单，母亲和儿媳去前线探望，吃的是高粱窝窝头，儿子牺牲了，她们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相反，那些处在这个国家上流社会的贵族却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在战时竟然神通广大，要求前线指挥官把自己的儿子从前线调回来。因此，这种意见认为，像这样一个国家还值得保卫吗？为这样一个国家牺牲不是愚昧，又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