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形象审美思维模式广泛运用在鉴赏主体对情节剧、言情剧、生活剧、伦理剧、问题剧等包含深刻社会历史主题的影视艺术作品中。但是，应将具象审美思维和形象审美思维做出区分，并不意味着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剧目，相反，在许多情况下，两种审美思维模式统一在同个影视艺术作品的鉴赏中。例如，在观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时，当关注武打场面和战争场面时，人们可能享用“具象审美思维”审美思维方式，但当人们将审美目光驻留在宋江、晁盖、林冲、鲁智深等影视艺术主人公的关系时，则有可能运用“形象审美思维”的审美思维方式。正是这两种审美思维模式的交替和综合运用，我们才对影视艺术作品的艺术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才对影视作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肤浅到深刻的审美认识阶段。
3.意象审美思维
意象审美思维又叫“主观形象审美思维”“意识形象审美思维”和“能动形象审美思维”。它是指鉴赏主体在具象审美思维和形象审美思维等客观思维的基础上，充分调度自己的主观思维审美意识，以唤起贮存在其潜意识中与影视艺术形象相同的、相似的、相关的多种审美意识形象的特殊审美思维方式。其运行方式是通过多种审美意识形象之间的相互碰撞、叠化、象征和暗示，以形成更为新奇、丰富而深刻的影视艺术鉴赏审美意义。而且，这些审美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为鉴赏主体所特有，具有强烈的个人主观审美色彩。
《红高粱》是一部很容易激发起鉴赏主体意象审美思维的典型作品。在这部影片中，导演张艺谋以红色渲染整个作品的基调，通过红高粱、红花轿、红盖头等红色视觉意识形象元素，对鉴赏主体进行强意识形象冲击。而且，更为独特的是，导演有意通过对这些意象单位与主人公形象塑造的关联和暗示作用，调制出一些出乎意料的美学效果，突出了作品的审美象征意义，令鉴赏者难以忘怀。
首先，导演通过对生机盎然的红高粱的镜头描述，确认了生命物种独立存在的社会审美意义。然后，导演通过余占鏊与九儿在高粱地里野合这场戏的有意设计，暗示出人类进化过程中，从未摆脱过性崇拜原始图腾意识和心理情结。导演毫不客气地揭露出了人类先天存在人性的软弱性一面，即永远摆脱不了生物性、动物性对人本质的文化规范。导演不断借助镜头有意强化人的性崇拜意识，直升机上的俯拍，使高粱在主人公的伟大结合中，纷纷向外散去，呈辐射状摆动的红高粱，成为了一个新的**神话见证，默默无语地诉说着生命的欲望与冲动。颠轿是《红高粱》中的重头戏，红轿子、红盖头、红嫁妆，作者有意利用民族的审美习惯，强化主人公结婚仪式的社会性、合法性和伦理性。但是，由于新娘九儿总是在不断与轿夫余占鏊**，因而，这场游戏般的规模宏大的娶亲仪式闹剧，实际就成了对客观存在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巨大反讽，轿颠得愈是火暴，反讽就愈是强烈和深刻。
余占鏊朝酒罐中撒尿，恶意的德行竟修出了美酒的正果；杀死了麻风病老板，他几乎成了九儿的合法丈夫。红红的尿、红红的酒、红红的血，三者的有机融合，奇妙地调制出男主人公人性的另一面：匪性。日本人来了，余占鏊率领他的弟兄们，冲向敌阵，火火的天、火红的云、火火的地、火火的酒、火火的爆炸冲击波、火火的血、火火的高粱地、红红的日头，这一切，宛如一个充满寓意的红色圣典仪式程序，充满了红色。在这种“红色意象思维组合”中，余占鏊的英雄性——人性特征，耸立起来了。英雄性，成了余占鏊全部人性特征中的最高品质，谱写了一曲人性裂变、人格升华的悲壮史诗。于是，在象征死亡、象征新生的红色意象的审美作用下，主人公的肉体走向死亡，但是其精神却从此获得了新生。
4.抽象审美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