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由于此，新批评派在分析、研究影视艺术作品时，往往只关心影视艺术文本的语言，如语言的和谐、节奏、韵律；只关心影视艺术文本的语义，包括语言的意义、结构、风格、文体、隐喻和象征等；只关心影视艺术文本的语形，如人物形象、物象、意象；或者只关心影视艺术文本的语用，如言语个性、特征和风格等。通过这些具体可感的影视艺术美学特质，新批评派发现，人在鉴赏艺术作品时，是为了“情感”而“感情”，为了“语言”而“言语”，所以，它将艺术文本提供给人的这种语言形式，称做“语言的情感用法”——“联想”和“语言的科学用法”——“陈述”。很显然，新批评派着重强调的是影视艺术鉴赏主体对鉴赏客体——文本的依赖性，强调的是影视艺术文本对鉴赏者鉴赏思维的决定性。
由于此，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T.E.休姆才指出：“语言，我们已经说了，是表现某种感情中最一般的、无个性的东西，它遗弃所有真实存在的个性情感或代之一种僵死的类型感情。”[13]以“一种僵死的类型感情”审美方法，鉴赏客观存在的艺术作品，这或许足以显示出新批评派铁面无情的“客观鉴赏”本质。由于新批评派以“一种僵死的类型感情”审美态度鉴赏影视艺术作品，因此，绝大多数观众无法从影视艺术作品中领会、体验到他们所得到的艺术真髓。基于这个原因，休姆指出：“在生活中，艺术家认为客体的深度是我们普通人的一倍，并通过对它的强调，使我们也达到同样深度的认识。艺术的强度通过增强的情感的传达使我们激动起来。在这点上，可以说艺术是生命传达。”[14]“艺术是生命传达”，这应当说是新批评派的真髓或核心思想。
新批评派的另一个论点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完满地认识一个客体的性质，但我们却几乎无法否认一个客体就是这个客体，尽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透视它”。（罗伯特·佩恩·沃伦语）[15]新批评派的这个观点旨在说明，作为审美主体的一方，鉴赏者在鉴赏影视艺术作品时，是永远无法领略到文本的全部审美价值的，尽管其所领略到的美的面目就是影视艺术文本中的“美的面目”，但这两种“美的面目”其实是有差异的。因为，前者终究是鉴赏主体“从不同角度透视它”的产物。很显然，按照新批评派的观点，是没有一个人能“完美地认识一个客体的性质”的，也就是说，绝对的“客观鉴赏”并不存在，每一个人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去透视影视艺术文本。
为了弥补其不足，他们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结构”概念，认为只要抓住了影视艺术文本中的某些“决定性的结构”，人们的鉴赏就仍然是“客观的”。正是基于这个论点，其代表人物美国的罗伯特·佩恩·沃伦才认为，“我们总是抓住客体中某些‘决定性的结构’，这就使我们认知一个客体的行动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创造或者主观的区分，而是认知现实加给我们的某些标准的一个行动”。“我对它的认识总是不完满，正如在认知事物中那样，某种‘决定性的结构’仍然是存在的”。[16]
然而，新批评派的“决定性的结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它又是如何作用在鉴赏者身上的呢？不妨引用雷·韦勒克和奥·沃伦的一段话予以说明：“我们几乎无可否认，存在着一个‘结构’的本质，这种结构的本质经历许多世纪仍旧不变。但这种‘结构’却是动态的；它在历史的进程中通过读者、批评家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艺术家的头脑时发生变化。这样这套标准体系就在不断成长、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总是不能完满地实现”。[17]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绝对的客观鉴赏并不存在，就连影视艺术文本的“决定性结构”也因时代和人而发生变化。“客观鉴赏”的目标固然美好，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