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邦达尔丘克的谈话中，不难看出，正是在创作初期，他对《战争与和平》的剧本把握有一套符合原作的系统想法，尤其是他对剧中主人公的认识有一套符合俄罗斯人际关系的道德的、心理的和思想的准确把握。因而，改编剧本前，就确定了一种“不容许有哪怕极微小的背离托尔斯泰、背离他对世界的理解以及他对每个人物形象的解释”的编剧创意原则，从而找到了只能采取这种改编方法，而“不允许采用别的处理手法”的编剧创意宗旨。正由于此，他的影片才真正拍出了“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灵魂”。然而，与之相反，金·维多在改编他的由意大利和美国联合拍摄的《战争与和平》的电影的剧本时，一开始就被《战争与和平》中那个规模最大的战争场面所吸引，并且为之“一连数日苦思冥想”，为这场波罗金诺大战场积极准备。如他所述，“我在心里盘算好的计划是这样一个两边都有低矮山脊的小峡谷，知道我们只有五千名穿制服的步兵和八百名骑兵。我要那个峡谷小到可以让我们能得到的那点部队把它塞得满满的，正像拿破仑时代打仗时那样。我曾研究过所有我能得到的描绘那次实际战争的经典，我的计划不仅符合历史真实，我还知道这种打仗方式将会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4]是啊，金·维多的《战争与和平》在场面上最终“符合历史真实，而且产生了强烈的视觉效果”。但是，由于其编剧创意时没有研究原作的思想精神，没有写出“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灵魂”，结果其作品徒有其表，没有取得理想的影视艺术效果。
金·维多的影片最终因为在编剧创意时就丧失了“那种最珍贵的、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也就是构成全部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灵魂的那种东西”，结果拍摄出的《战争与和平》，与邦达尔丘克的《战争与和平》相形见绌，输掉了许多文采，成为其影视艺术创作的一大遗憾。正因为如此，在分析金·维多失败的原因时，邦达尔丘克认为是创意的“随意”害了金·维多，他指出：“在电影和电视中，人们往往对俄国的、西方的或现代苏联的某一经典作品处理很随意——我想不出比‘随意’更合适的词。且不说这种随意的处理。在我看来，不仅是一条不要求严肃劳动的、最捷便的道路，而且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是一条道德上错误的、甚至可以说是亵渎的道路。谁走这条路，归根结蒂是要遭受惩罚的。结果是，他阉割了作者的深刻思想，用外表的‘光彩’代替了艰难然而是真正的探索。而由于这种种原因。艺术家的创作潜力枯竭了，天才的、甚至是卓越的导演，面临着变成可鄙的艺术市侩的危险”。[5]用这些话去描写金·维多当然是有些过分的，但是，金·维多作品不如邦达尔丘克的同名作品，的确是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在编剧创意之初，他没有考虑到民族特色，如俄罗斯的民族心理、民族思想、民族道德、民族文化、民族灵魂等问题，而只是被原作恢宏的场面所吸引，自然其作品的内在魅力就下降了。由此可见，影视艺术编剧在进行编剧创意时，不仅要考虑到视听表面效果问题，而且，至为重要的是必须考虑透如何从深度上到位地表现影视艺术对象这样的重大问题。
3.构思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