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编剧依靠自己的影视艺术判断直觉选好了题材之后，下面的工作就是要做进一步的深层次的思考，看这个引发自己判断直觉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它到底隐含着什么样的影视艺术审美内涵？其思想特质是什么？主题是什么？自己应采取什么样的表现手段，在有限的片长中挖掘它、暗示它，从而让这些激发过自己艺术判断直觉的“魅力”诱发、激发起观众的艺术判断直觉，使其领悟到影视艺术的“魅力”之所在，进而对作品作深层次思考，体会到编剧的良苦用心。从此不难看出，影视艺术编剧在进入正式写作前，必须在脑海中首先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创作意图，以便在具体改编过程中，有一个可供自己参考的目标。根据常规，影视艺术编剧所形成的创作意图应包括主题形成、结构筹划、情节设计、场景安排、人物调度、形象塑造、手法使用、格调确定等内容。习惯上把影视艺术编剧所掌握的这种形成创作意图的技巧简称为“创意技巧”，创意技巧是影视艺术编剧应当掌握的基本技巧之一。
创意技巧也是考验影视艺术编剧的第二大关，有了良好的编剧选题，并不等于也有了良好的编剧创意，更不意味着会有一个良好的剧本形成。一般情况下，从编剧的创意中可以知道未来影视艺术作品的基本面貌，从编剧的创意技巧中，可以预测到未来影视艺术作品的审美效果。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编剧因为过不了编剧创意技巧的这个关，因而其改编的剧本反应平平，自然据此拍出来的影片也就大多昙花一现。同样是改编列夫·托尔斯泰的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为什么美国导演金·维多拍出的两集电影《战争与和平》，远没有苏联导演邦达尔丘克所导的四集电影《战争与和平》感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编剧的创意和改编水平相差过于悬殊。
正如邦达尔丘克在接受人采访时所说：“的确，要把天才艺术家揭示得如此深刻的、异常复杂的、俄罗斯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年代里的现实搬上银幕，这种想法本身便恐怕只有用无知的大胆才能解释。我们要知道，托尔斯泰是从所有角度和在所有层面来揭示这一现实的：从皇室的宫廷直到最无权但有生命力的下层民众，正是这最下层的民众，以自己的生命赋予所有这些‘阶层’以生命的……除这一切以外，我们不仅需要把握这部宏伟的长篇小说的情节，而且必须力图把作品的道德的、心理的和思想的巨大力量传达给观众，在银幕上表现出我们每个人自儿时就十分熟悉的那众多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所做的，或者至少说，我们企图要做的，不是再现托尔斯泰所描写的事件的外表。我们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深入到这些事件的本质中去。我们不懈地多方面地对这些事件进行了研究，甚至可以说是调查。我们的目标是要认识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为此，我们努力深入把握事件的历史的、社会的与道德的含义，不仅分析主人公的自我感觉，而且力图弄清进入影片的每一个插曲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内容。我们努力从托尔斯泰关于人的道德生活和个性发展的观念的立场出发来检验一切事件；简单些说，努力理解和表达作为长篇小说哲学含义的核心是那种对人的义务感。我们的任务便是尽可能深入地阐明这种哲学的特点。因为除此便根本不可能理解和在形象中揭示出风格和诗情的特点”。[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