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轮“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要结束了。一位学生对我说：“老师，您知道吗，我们中流传着一个说法，‘在大学，上课是一件很耽误学习的事’。但生死课打破了这个魔咒。”
“上课耽误学习”这个说法，让我吓了一大跳。学生们多年苦读，把“上大学”当作奋斗的目标，大学竟令他们如此失望吗？好在，多年心理咨询的经验，让我能从这句话里听出另一层含义：学生们如此渴望学习，他们希望在大学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能够真正在精神上、知识上提升自己。
我非大学教师。我主要的职业生涯，是在中国青年报社度过的。不过，和一般记者编辑不同的是，我因为创办了为青少年提供心理支持的“青春热线”，变成了新闻与心理的“两栖动物”：一脚留在新闻领域，一脚跨进了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教育领域。2008年从中国青年报社退休后，我又和热线的志愿者杜爽一起创办了公益机构“歌路营”，服务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原来留在新闻界的那条腿又跨到了民间教育领域。
在每天起早贪黑但充实快乐的工作中，不知不觉就奔六了。妈妈的阿尔茨海默症一天天恶化，需要我更多的照顾；每天三个小时的上下班通勤，也让我觉得是对生命的一种浪费。我知道生命又到了一个该调整的阶段。
一天早上醒来，我问自己：陆晓娅，快“六张”的你还有什么梦想吗？
好幼稚，是吧？“耳顺”都快到了，还谈什么“梦想”！
不过，我真为能向自己提这样“幼稚”的问题而自豪——当别的同龄人忙着养生的时候，我还能看到生命的可能性。或许，是我早已做好了“积极老龄化”[1]的准备；或许，在潜意识中我觉得自己还有潜能待发挥；或许，我不喜欢割裂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总之，除了照顾老妈、游走大地和锻炼身体外，我肯定还能干点儿什么。
忽然想起，前几年北京师范大学的乔志宏老师说，学校要为学生提供通识教育，希望我能开一门什么课。当时，因为忙着在公益领域创业，我只能婉拒了。
也许，现在是时候了？去大学教书，也曾是我年轻时的梦想之一啊。
以前，我曾经在一所大学开过“心理健康与个人成长课”。不过，如果再在大学开课，还是不要重复自己吧，何况现在很多大学都有了类似的课程。
忽然就想到了“生死学”。好像生命中的几条线索一下交汇到了这个点上：
1998年至2001年期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孟平在北师大主持了心理辅导的硕士班和博士班，我有幸跟随林老师学习。林老师曾在课上带我们探索死亡，那几堂课十分震撼，至今有些细节还历历在目。
哦，还有我在学习心理辅导中遇到的其他“导师”，比如维克多·弗兰克尔（）[2]，比如欧文·亚隆（）[3]，虽然无缘跟从他们学习，但他们的书中对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以及从存在维度进行的心理治疗，都曾给予我重要影响。
还有，几十年来我有意无意地读了许多与生命和死亡有关的书籍，从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的《生命伦理学》，到在超市书架淘来的《生命的脸》《死亡的脸》，还有触动人心的《汉娜的故事》，摄影家拍下的《生命的肖像》……
在“青春热线”服务期间，我们也曾多次进入大学校园进行危机干预。年轻生命的陨落总是那样让人心痛和遗憾。
当然，还有我已经走进生命的秋天，自然会对死亡有更多的思考……
不如就开生死学的课程吧！
“生死学”，有这么一个学科吗？没听说过啊！
或许首先就会被这么质疑吧。不过没关系，我可以拿出很多资料来说明，这样的课程不是什么新鲜事，欧美有，港台有，我们大陆也有，只是比较稀少罢了。
那么，这个“生死学”怎么上？生死学课程一向有两个模式，一种是偏重理论和理念的，比如著名的耶鲁大学公开课“哲学·死亡”；另一种偏重体验，比如会让学生到棺材里躺一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