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堂课，我为学生简单讲授了“生死学”和生死教育的简史，当然是简而又简的。不过，我觉得自己准备这段短讲，其实花了很多年的时间。
追根溯源，生死学的源头在100多年前。
1903年，俄国生物学家梅契尼科夫（ElieMetchnikoff）出版了《人的本质》（TheNatureofMan）一书，首先提出了“死亡学”（Thanatology）的概念。Thanatology一词，源于古希腊神话中死神“Thanatos”的名字。梅契尼科夫认为，用科学的精神及方法研究“死亡学”和“老人学”，可减少人类承受痛苦的过程，并可改善人类生活品质。
作为生物学家的梅契尼科夫，为什么会提出“死亡学”来？他本人哪些人生经历触发了他对死亡的关注与思考？凭直觉，我知道这里面应该有故事。每个对“死亡”问题有超过常人关注的人，包括我自己，必定有着自身的原因。
果然，梅契尼科夫年轻时便遭遇了死亡之痛。他的第一任妻子因为感染肺结核而在1873年过世，28岁的梅契尼可夫非常悲痛，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问题，他吞食了大量鸦片企图自杀，但是没有成功。1875年，他再度结婚，而第二任妻子又在1880年得了伤寒，梅契尼可夫再度自杀。这次他用了注射的方式，让自己感染了回归热，但是经过一番痛苦的折磨，他还是没有死去。
这个两次自杀没有死去的人，后因发现吞噬细胞，建立细胞免疫学说，与P.埃尔利希共获19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梅契尼科夫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死亡之痛，也看到了生命巨大的可能性。它像一个寓言一样，暗含了“生死学”的价值：“唯有愿意触及死亡的终究限制，才可能从中开拓出生命的尊严与价值。”[3]
在梅契尼科夫之后，著名的爱尔兰诗人艾略特在1955年提出：“死亡教育和性教育同样重要和必要。”20世纪60年代，死亡教育开始出现在美国大学和中学中。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据《纽约时报》报道，已经开设“死亡与临终”通识课程的高校达165所，中学达1100多所。到1975年，已经有40多所医学院开设了死亡教育的正式课程。[4]
在死亡学、死亡教育，演变为“生死学”“生死教育”的过程中，一个重要人物是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他在1993年出版的《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一书中，提出“生与死构成不可分离的一体两面”，“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息息相关”，应当建立现代生死学，以此来探讨现代人的死亡问题和精神休克，以及生死的终极意义。[5]
与梅契尼科夫一样，傅伟勋先生也有着自己的故事：在写作这本书时，他已经因患淋巴癌做过两次手术和无数次电疗了。这位“动起来如顽童欢悦般直率，静起来如老僧入定般沉潜”（心理学家杨国枢语）的学者，学贯中西，曾在美国宾州州立天普大学（TempleUniversity）开设“死亡与死亡过程”（DeathandDying）课程10年。开阔的视野和深沉的思考，使得他认为必须整合精神医学、精神治疗、哲学、宗教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将死亡学放在广义的现代生死学的大框架中来研究，这不仅因为人“平时的精神状态与临终的精神状态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而且因为“生死学的首要课题是关于生命的意义与死亡的意义探索”。
据说，杨国枢和余德慧等人1992年在台湾大学开设“生死的探索”选修课时，原来以为只会来30个学生，所以要了一间小教室。没想到还没上课就已经坐满了学生，于是紧急换了一间中等教室，但很快又坐不下了，最后只好换到一间能坐300人的大教室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