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酝酿和研发“影像中的生死学”课程时，我就希望它能以某种形式走出我的课堂，让更多有心的大学老师可以作为开课的参考，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去碰触生死话题。
书，是其中的一种传播形式。它可以跨越时空界限，让不能来到课堂的人，不能直接接受我培训的人，也可以共享信息资源。
但，究竟要把书写成什么样？
是用“诠释”作为基本方法，写一本严谨又严肃的准学术书，还是用“叙事”作为方法，写一本承载着生命故事与情感的纪实书？我一直很纠结。
是学生们不经意地帮助我做出了抉择。
在上完第二轮课的时候，学生们在课程总结中说，除了这门课的内容和方法，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我这个“人”，他们纳闷我为何还能在人生之秋保持生命的热情。
我突然明白，我并非要在“诠释”和“叙事”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要在“冷”和“热”之间做出选择。
一本“冷”的书，不含感情色彩，是结构严谨的，论述充分的，条分缕析的，作者是站在“外面”的，内容给人的感觉是“干燥”的——目的是让读者获得知识、产生理性的思考。
但如果是这样，我从一开始就不会开设这门课程——我认为生命教育，不应该是从理论到理论的，它必须与人的生命经验相结合，通过感性体验引发理性思考。这也是我选电影作为授课媒介的主要原因。
更何况，这样一本“冷”的书，多么不像我这个人啊，离我自身的特质相差得太远。
我不是学者，也没有接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尽管为了开设这门课，我阅读了近百本书籍，但我从未想过要形成一套自己的知识和理论体系——这事儿已经有人做了，比如余德慧的《生死学十四讲》、辜琮瑜的《最后一堂生死课》，前者更富哲理，后者更通俗晓畅。
我期待自己写出的是这样一本书：在书中，我既不必抛弃“灰色”的理论——学者们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与研究，也不必抛弃“常青”的生活——我和学生们在课堂内外的宝贵生命体验。我希望能将它们融合在一起，就像我在课堂上带学生做的一样：在教学中倾听生命的故事，在倾听中思考生命的价值、意义和难题；将感性的体验与理性的思考联结在一起。其实，它们本来就是生命的常态，是让生命饱满和丰盛的不可或缺的元素，是让生命高高飞翔的两翼！
但要把这两者融合起来而不是拼接起来，真让我有点头疼。最初写好的几章，好像是一堆积木，中间缺少了能将它们黏合在一起的东西，直到我碰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周益群女士。她读了最初的几章后，不仅给了我极大的肯定，而且帮助我找到整合两者的方法，让我可以更加尊重自己本性地写作。
突然之间，写作这本书变得快乐起来，也顺畅起来。虽然是独自一人坐在书房的电脑前，却觉得是在与很多人对话：那些电影中的人物，那些探索生死功课的哲人与学者，还有那些我的学生们。
所以，我要先谢谢你，周益群。谢谢你给予我的信任与指导，谢谢你在此书中投入的心血与智慧，使它终于能够从一堆模糊的想法，变成一本真正的书籍，还让我在20年没有出版书籍后，重新感受到写一本书的幸福。
这本书是“影像中的生死学”这门课的结晶。从2012年秋季开课，到2015年上半年，这门课已经上了五轮，有200多位同学和成年人参与了这个课程。虽然研发与教学以我为主，但其实它是被很多人共同“建构”起来的：
首先，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乔志宏老师，你的信任和理解，使得这门听上去很陌生、很奇葩的课最终变成现实，相信我也没有辜负你和学校及学生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