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决这样的权威型家长风格，首先，得有相关人员和他们理清楚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其次，也得要孩子主动和父母沟通呀。就像《姐姐的守护者》，如果姐姐早日和母亲沟通，说明白自己的想法，或许矛盾就不会那样尖锐。当然，也只是“或许”，不排除这位母亲依旧顽固的可能性。这个时候，孩子也只能采取极端的方式让母亲意识到这点了，比如电影里的姐姐请求妹妹告母亲，比如我的堂妹选择自杀。这样极端的做法，虽然会有一些后遗症，但至少解决了最主要的问题——话说，自从我的堂妹去世后，她的母亲就开始聆听他人的想法了。
【陆晓娅说】
读这位同学的文章，一开始时便被他的尖锐所激发，不由自主进入一种思考的状态。例如，读到他说的“大部分亲子关系中，家长对子女的爱中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控制感”时，我会问自己：情形真的是这样吗？家长对孩子需不需要一些控制呢？在什么情况下，控制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是在满足家长自身的需要而不是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对子女的控制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吗……
200多年前，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要“发现儿童”，“尊重儿童”。儿童就在那里，为什么需要被“发现”？因为在此之前，儿童并不被当作独立的、有着自己需要、意志、特点的人。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不是尊重儿童的文化基因更少？当个人的价值完全需要在关系中来确定（所谓三纲五常）时，儿童想要被当作有独立人格的人来尊重，恐怕是更难的。如果说语言是文化的DNA的话，在中国，我们至今会把父母叫作“家长”（英文中的parents似乎并无一家之长的含义），也许正是这种文化的反映。又如文中提到的，在中国，“面子文化”更使孩子是否出息也变成了父母“面子”的一部分，这无形的枷锁让孩子感到十分沉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父母和老师都会发现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他们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但是，他们从来没学过如何不以权威而以平等的身份来和孩子对话，同时还能对孩子的成长带来深刻而健康的影响。心理学家王浩威甚至提出，过去世代中的孩子都是由“父母集合体”（家族和社群）带大，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脚步，现在的孩子都在核心家庭长大，而需要独自承担养育儿女职责的父母其实并未成熟，他们不仅会延续传统的教育方法，也会因为要独自面对挑战而变得抓狂。
有意思的是，这位同学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提出要学会与家长沟通，通过主动的沟通，来让家长了解自己，及时化解矛盾和误会。这真是印证了玛格丽特·米德的“后喻文化”：现在的社会，是年轻人来影响自己的上一代！
不过这里有个悖论：年轻人要想有效地影响上一代，一是需要对自己有信心，能够说出自己的需要和想法；二是也需要理解父母的感受，因为沟通不是单向的。有信心的孩子，往往是因为从小就得到了父母无条件的爱（考了100分，我才爱你，就是有条件的爱），从而感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没有得到父母无条件的爱的孩子，常会怀疑自己，要他们说出自己的需要和想法是困难的。另外，童年早期很少得到父母关心与爱的孩子，或者被过度宠爱的孩子，同感能力往往比较差，无法理解父母的感受，从而使沟通受阻。
我一直不喜欢“母爱是伟大的”这种说法，因为做母亲在今天其实是一种选择（传统社会不是这样）。既然我们选择了做母亲，也就选择了承担这过程中的辛苦与挑战，再苦再累再愁也是“自找”的，用不着谁来感谢我，也用不着让孩子为此而“感恩”。如果说母爱还有一点点儿伟大的话，那就是我们养育了孩子，却要放飞他们，让他们去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夫妻之爱，是融合之爱；亲子之爱，是剥离之爱。剥离，有的时候真的很疼啊！
假如我是妈妈莎拉/姐姐凯特/妹妹安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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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愿基金会（Make-A-WishFoundation），一家全球性机构，致力于帮助生命垂危的儿童达成心愿。
[2] 美国精神病学家罗布特·杰伊·利夫顿归纳出几种人类获得象征性永生的模式：生物学模式；神学模式；创造性模式；永恒自然主题和超验模式。参见［美］欧文·D.亚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5页。
[3] 邱仁宗：《生命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4] 邱仁宗：《生命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5] 参见邱仁宗：《生命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1～246页。
[6] 邱仁宗：《生命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2页。
[7] ［美］萨伯：《洞穴奇案》，陈福勇、张世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