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这样的调整，是因为我越来越感觉到，陪伴临终者是需要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或者被自己的恐惧与焦虑所干扰，或者被文化中的死亡禁忌所控制，使得宝贵的临终陪伴变得毫无质量——当临终者想谈谈死亡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用“别这么想，你会好起来的”去搪塞和欺骗；当临终者诉说自己的痛苦和孤独时，我们可能会用“坚强些”“我们不是都在吗”来责备和敷衍——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其实是在处理我们自己的焦虑和恐惧，把临终者推到更深的孤独当中。
是的，我的学生还年轻，但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在面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衰老与死亡。电影中的苏西，作为护士经历过很多死亡；老教授也活到了一大把年纪，有她的生命智慧，我们何不从她们身上去学习呢？
那么，我自己从她们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首先，她们让我看到了，用肢体语言表达关心和抚慰，也许比言语更重要、更有效，特别是在临终者已经很难进行自我表达的时候。皮肤是人与外部世界的边界，当薇薇安感到孤独时，苏西有节奏的抚摸，艾斯弗教授的怀抱，让这个边界变得柔软了，甚至是可以穿透了——薇薇安不仅由此释放出内心的痛苦，也因为感受到他人的存在而减少了恐惧和孤独。也许，当我们去陪伴那些走向生命终点的亲人时，说话并不那么重要，而全然地在场，静静地拉住对方的手，轻轻地触摸脸颊，缓缓地抚慰后背和四肢，与对方同频呼吸，就足以传递出关切与爱意，让对方感受到温暖和被珍视。
我学到的第二点是，接纳临终者的所有感受。在电影中，当薇薇安说她很害怕时，苏西没有否认她的感觉，而是说：“亲爱的，这是当然的。”当薇薇安对自己的老师说“我好难受”时，艾斯弗教授的回应是“我了解，我看得出来”。接纳临终者的感受，是一种真正的仁慈。1969年，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医生出版了《论死亡与临终》一书，并在书中提出了“临终的五个阶段”——惊吓以及随之而来的否认；愤怒并且问：为什么是我；讨价还价：只要再多一点点；沮丧，畏缩，无奈；接受。在她的最后一本书《当绿叶缓缓落下》中，她对五阶段理论又做了一些修订和补充，指出五阶段会因人不同，也并非直线进行[11]。后来，又有许多心理学者，通过对临终者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诠释系统。例如，埃德温·史奈曼的“情绪蜂巢说”就认为，临终者面对死亡时，会纠结在各种情绪中，如不愿相信，充满希望，生气，苦恼，害怕和困惑等。他们可能前一刻还在与人理性地讨论已经逼近的死亡，却在下一刻彻底否定自己的真实病况[12]。不管专家学者们总结出什么样的情绪模式，我们都可以看到，临终者的情绪是丰富和复杂的。当他们表达痛苦、悲伤、愤怒或孤独的时候，如果我们说“你会好起来的”“不要去想了”，我们所传达的信息，会让对方感觉到“你不应该有这样的感受”，否认了他们有这样感受的权利。当临终者的这些感受没办法表达，表达出来不被承接不被允许时，他们反倒会被这些感受所淹没。相反，当这些感受能被允许，能够通过共情得到接纳和理解，生命的能量就会重新流动起来，让他们去做最重要的事情，比如留下遗言，安排后事，表达感谢等，让“生死两相安”。
我学到的第三点是，就“临终偏好”和当事人坦诚地交流。这点很难也很重要，在不同的时间段可能需要不同的话语来开启。美国医生阿图·葛文德（AtulGawande）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自己父亲临终的过程，在《艰难的谈话》一章中，我记住了这样一些句子：如果时间不多了，你最关心和最担心的是什么？你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你愿意就此做哪些交换，不愿意做哪些交换？正是通过这样的谈话，阿图医生使父亲和其他一些癌症患者，为自己做出了最好的选择，也实现了许多宝贵的心愿，减少了临终的遗憾。阿图说：“技术化的社会已经忘了学者所谓的‘垂死角色’（dyingrole），以及生命接近终点时，它对于人们的重要意义。人们希望分享记忆、传承智慧和纪念品，解决关系问题、确立遗产、与上帝讲和、确定留下的人能好好活着。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张结束自己的故事。”[13]
我学到的第四点是，陪伴一个临终者，需要先安顿好自己的心灵。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特别是临终者是我们自己的亲人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