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说，没有一个课的老师会让他们去想这么多问题，在生死学课上，一堂课想的问题比一个星期还多。我觉得这就对了！我对他们说，我是一个播种困惑的老师，我不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者，因为我觉得在生死学这样一个领域，谁敢说自己拥有真理？谁敢说自己真正明白了为什么而生？又怎样去死？重要的是，我可以跟学生们一块来探索。怎么探索？我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用电影来搭平台。
电影是非常有趣的载体，它不是系统化的理论，而是生活的故事、生命的故事，多义性、模糊性全在里头。电影不提供标准答案，每个人看到的东西、从中感受到的东西都不一样，也正因此，讨论的空间就出来了，思考的空间出来了。有些老师搞生命教育，会对学生说“生命很宝贵，你要珍惜”之类的话，我觉得很空。我们是通过电影看一个个故事，然后去问一个个问题。例如，在《死亡诗社》里，尼尔自杀了，那么，他有没有权利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自由，毋宁死，还是不自由，仍可活？除了自杀，尼尔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活下去？学生就会很细腻地来讨论这些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进行了多重对话。首先是和电影文本对话，一边看电影，他心里一边在发生对话；然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再来对话。每次我还会准备阅读资料，班上还有漂流书，他们还会和这些文本对话。
伽达默尔说，通过与他者的对话，可以超越自身的狭隘。有时，这样的讨论和对话也让学生产生困惑。但困惑不正说明学生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了么？这样的困惑也许比不假思索地接受现成的答案要好得多。
《我们》：嗯，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
陆晓娅：对！其实，我在这个课上是唤起了一些死亡焦虑的。适度的焦虑从心理学上来讲，是有意义的。学生很年轻，常常会觉得死亡跟我没有关系，但其实死亡跟他是有关系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生了，何况生命一天天地流逝，你每天都在死亡。所以，当学生意识到我虽然年轻，但我是必死无疑，而且我还不知道我哪天死，就会反过来开始考虑自己的生。
《我们》：你觉得中国的大学生是否已经具有一定死亡意识？需不需要普及死亡教育？
陆晓娅：我觉得是需要的。“死亡学”的概念是诺贝尔生物学奖的得主梅契尼科夫在1908年提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等国家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死亡教育的课程，包括大学，也包括中、小学。
我看到过一个台湾学者的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对死亡的恐惧比美国学生强，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有死亡教育。当然，文化也不一样。例如，电视剧《纸牌屋》里有一幕，女主角跑步，跑着跑着就跑到墓地里去了。欧洲甚至有墓地公园，里面有咖啡馆，人们就坐在墓园里喝咖啡。
过去，死亡就发生在身边，比如在乡村中，人死了还要在家里停几天灵。但是现在死亡都医学化了，人都死到医院里去了。离死亡越远，死亡就变得越神秘和越让人感到恐惧。我每期开课的第一个作业就是让学生去写《死亡离我有多远》。非常有意思的是，来自农村的学生会写得很生动，写得有人情味；大城市里长大的学生就写得很抽象，很空洞。
《我们》：那您觉得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一个避讳谈论死亡的社会和一个愿意谈论死亡的社会，它会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一直避讳谈论死亡，它的弊病在哪里？
陆晓娅：我觉得死亡它毕竟会带来一定冲击。不管是社会因素造成的死亡，还是个体因疾病、意外等造成的死亡，死亡总是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死亡是一种无法弥补的丧失。人死了不会再活过来，很多事情就改变了。面对这样的冲击，需要通过一些仪式、一些过程来接受、调整、适应，重新开始生活。如果没有机会或没有办法去面对和处理死亡带来的冲击与改变，它就会成为“未完成之事”，影响人们今后的生活、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