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学与生命感
——《我们》杂志对话陆晓娅
《我们》：很多的资料都显示，陆老师您是研究生死学的学者？
陆晓娅：谈不上研究，我只是为大学生开了一门课。我觉得那跟搞学术研究是不一样的。
《我们》：您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讲“影像中的生死学”这一门课的呢？
陆晓娅：前几年北京师范大学要开通识教育课，他们曾经邀请过我，但我退休后忙于创办公益机构歌路营，只能推辞。到了2012年，快60岁的时候，我开始考虑第二次退休，因为要照顾患有老年失智症的妈妈，自己也觉得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能把宝贵的生命再浪费在通勤上了。可我觉得自己还有余力做事，比如在大学开门课。
但开什么课呢？这些年我仍在不断地读书，有一些人的书对我有挺大的影响，如美国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欧文·亚隆。他写过很多心理小说，包括《爱情刽子手》《当尼采哭泣》《叔本华的治疗》等。前几年他出了一本新书，叫作《直视骄阳：征服死亡恐惧》。从亚隆的书中我看到，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其实仍然是可以有机会去成长的，或者说，死亡会逼着他重新去审视自己的人生，然后会有一些改变。
另外一个因素是，2003年SARS以后，我曾和“青春热线”的志愿者团队一起，在高校、中学和一些机构做危机干预、哀伤辅导的工作。加上我对大学生这个群体蛮熟悉的，多年的“青春热线”服务，使我知道他们可能有哪些沟沟坎坎以及他们对学习的渴望。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课，不一定完全跟心理学相关，它能够与大学生的生命成长相关，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拓宽知识面、拓宽视野。
我觉得生死学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兼顾两者的课程，它涉及生物学、医学、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法学、美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非常广阔，同时又可以涉及生命成长的一些课题，比如如何面对人生的困境与危机。所以，我觉得自己可以在生死学的框架下做些教育的尝试。
我很希望在经历过多年的应试教育之后，能通过这样一门课程去挑逗起学生的求知欲望。是的，我用了“挑逗”这个词，因为很少有自主性学习体验的人，要开始真正的求索、思考，是很难的。生死学没有标准答案，这会逼着学生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来思考，我想这个过程也许对学生的成长来说，比学习知识还重要。
《我们》：为什么您会觉得“生死”这个切入点特别具有挑逗性，特别能够激发年轻人呢？
陆晓娅：人在二十啷当岁的时候，面对自我和社会，就会有很多思考、很多纠结，会想“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甚至“我为什么要活着？”我觉得这个阶段的思考是非常有价值的，是他们活出自己的开始。
当然现代社会**多，加上家庭与学校对学生的控制多，因此现在的年轻人要进行这样的思考会比较难，即使有一些思考，也很少有机会去讨论和交流，甚至被认为是怪异。这种心灵上的隔绝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我就希望创造一个机会，让学生可以谈论这些东西。从心理发展上来说，青年这个阶段往往是对死亡有好奇的，觉得它恐怖又神秘，你看他们会穿骷髅头的T恤，仿佛很酷。当然，我并不希望把谈论死亡变成一件很酷的事情，而是希望找到一个切入点，一个对学生来说神秘的切入点，然后去探索从个体到人类所面对的挑战。例如，作为个体的我，怎样去寻求到自己的生命意义。再比如，从社会的层面、文化的层面来看，人类的生与死又出现了哪些新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