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教师，如果从未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感到满足和快乐，恐怕他的职业生涯是黯淡的、悲惨的。但是，作为教师，却要警觉自己的满足和快乐到底来自哪里？在师生关系中，教师因为其地位，无疑拥有某种“制度性权威”（尽管这种权威在进入现代社会特别是信息时代后有所降低）。他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操控学生，将学生的命运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中，从而获得在其他地方很难得到的满足感。教师，也可能因为自身的人格魅力、渊博学识，得到学生的崇拜。若教师沉迷其中，也是危险的，因为如果你需要不断地通过崇拜来被认可，你真正关心的就不再是学生的成长了。在以前的课程中，有学生说也想叫我“船长”，但我很清楚地知道，这种被崇拜是危险的，它将构建出一个虚假的我，也将构建出一种不平等的精神关系。也许，作为教师，健康的快乐和满足，应该来源于学生的成长，来源于自己富于创造性的工作吧。
如果文格尔不是受匮乏性的动机驱动，我想他一定会用更加缓和的方式结束“浪潮”，设计出一个重要的回顾、反思环节，和学生一起探索“浪潮”是如何一步步演变的，健康的群体生活应该是怎样的。
就写到这里，真心感谢你，带给我这么多新的思考！
陆晓娅
2014年愚人节
我所拥有的自由及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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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佛委员会：《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李曼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
[2] ]周濂：《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52页。
[3] ]刘瑜：《观念的水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5页。
[4] ]参见［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5页。
[5] 1971年，为了探究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及社会制度能以何种方式控制个体行为，主宰个体人格、价值观念和信念，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经过一系列医学和心理学测试，24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入选。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9名犯人，9名看守，6名候补，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觉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提前终止。
[6] ]米尔格伦的权力服从研究，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在纳粹分子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审判，被判死刑后的一年。米尔格伦设计了这个实验，便是为了测试“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地服从了上级的命令，我们能否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在实验中，米尔格伦用电击唤醒了普通人心中“平庸的恶”，证明“那些只做着分内之事，从未质疑自我角色的普通人，可能会在可怕的毁灭性活动中充当帮凶”。
[7] ]［美］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315～317页。
[8] ]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315页。
[9] 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是我退休后和原“青春热线”志愿者杜爽共同创办的公益机构。
[10] ［美］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冯川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