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I”似乎是发掘既有的资源和能力，但如果人对未来感到绝望，这些资源和能力就可能被冷冻而无法激活。在面对困境时，对未来怀有“希望”才能给人支撑下去的勇气，才能主动去调动那些资源和能力。
“希望”这个词在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看来，似乎“已经变成说教者、政客和广告商的专用语了”，但他告诉我们，是否觉得有希望，取决于两个维度的共同作用。找到好事的永久性和普遍性的原因，和对不幸的事情做出暂时性和特定性的解释，是希望的两个支柱。对不幸事情做出永久性和普遍性的解释，以及认为好事情是暂时的和特定的，则是绝望的原因[8]。
不难理解，被关进集中营的圭多，如果认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迫害和屠杀是永久的，他就不可能仍然对未来抱有希望，就不会想出一个“游戏”来帮助年幼的儿子渡过难关——他深信儿子绝不会永远生活在那样一个地狱里！虽然，一个个难友倒下，一个个难友被赶进毒气室中，但他相信善良会战胜邪恶，因此他希望自己能够活到那一天。即使自己不能活着出去，也希望儿子能够活到迎来自由的一天，并且在那一天到来时，仍然拥有感受生活美好的能力。
我曾问一位在“**”中被关进牛棚、被殴打和受尽羞辱的老人，是什么让他能够活下去而没有去自杀。他说：“我就是要活着看他们怎么收场！”这位老人和圭多一样坚信，自己所面对的残酷是不义的，这样的不义不会永久地在人们的默许中存在，因为它是文明的倒退。
这堂课我提供了阅读资料《超越当前的困境》，还为学生提供了另外一个范例：被纳粹集中营吞噬了四个亲人的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的故事。这段故事来自《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曾带给我极大的震撼和启发[9]：
因为老穿破鞋，我的脚伤得很重。有一天，脚疼得厉害，我一瘸一拐地跟大家走了几公里，从集中营到工地干活去。那天非常冷，寒风刺骨。我不停地想着悲惨生活中的琐屑之事。今晚吃什么？要是能额外得到一根香肠，要不要拿它去换一片面包呢？要不要用最后一根香烟去换一碗汤喝？去哪里弄一根好点儿的鞋带？到工地后是跟原来的小队一起干活呢，还是会被派到其他凶恶监工的小队去？怎样跟囚头搞好关系，让他帮我在营里找个活干，而不用走那么远的路到工地上？
我对时时刻刻想着这些琐事的情况感到厌烦了，就迫使自己去想别的事。突然，我看到自己站在明亮、温暖而欢快的讲台上，面前坐着专注的听众。我在给他们讲授集中营心理学！那一刻，我从科学的角度客观地观察和描述着折磨我的一切。通过这个办法，我成功地超脱出当时的境遇和苦难，好像所有这些都成了过去。我和我的痛苦都成为自己心理学研究的有趣对象。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谈道，“作为痛苦的**，一旦我们对它有了清晰而明确的认识，就不再感到痛苦了”。
弗兰克尔似乎用自己创造的“意义疗法”挽救了自己！
早在1926年，弗兰克尔就通过自己的心理治疗实践，提出了“意义疗法”的概念，但在集中营里，他已经写完而尚未出版的书稿被没收了。他说：“那时我最深的心愿是要再次写出这本书，而这竟帮助我活着度过了集中营的严酷。”
如此看来，维克多·弗兰克尔也是一个不相信未来永远黑暗无边的人，正是对光明未来的想象，让他获得了在集中营的绝境中一定要努力活下去的勇气。同时，我们也从他身上看到，一个知道自己人生使命的人，一个拥有生活目标的人，一个了解自身的价值的人，才是一个更能够战胜困境的人。
正是在这一点上，《美丽人生》中的圭多，似乎比余华的小说中那个无论如何也要“受着”“熬着”的福贵，多了一点儿什么。[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