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而言，社会支持缺乏给流动人口带来了两方面的不利后果：一方面，流动人口大多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如医保、劳保、低保等）；另一方面，由于自身所受教育及社会网络关系方面的限制，他们往往难以找到工作。因此，贫困和失业常常与流动人口相伴，而贫困和失业与犯罪存在密切的关系。[30]有学者通过对流动人口犯罪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贫困是外来流动人口犯罪最主要的内在动因。”[31]
2.社会支持缺乏对弱势群体犯罪所带来影响之微观分析
可以用相对剥夺理论来解释社会支持缺乏对弱势群体犯罪所带来的微观影响。相对剥夺理论由美国社会学家朱迪斯·布劳和彼得·布劳提出，其主要观点是：下层阶级成员由于他们的种族和阶级地位，不能通过合法方法取得自己所期望的财富，同时他们又居住于富人也定居其间的城市，亲眼目睹了富人的富有，由此最终形成了不公平和不满意感。他们感到被剥夺，从而不信任这个造就了社会不公和阻塞了他们合法发展机会的社会。经常沮丧，产生了处于压抑状态的攻击、敌意，导致了一种失范和愤怒的状态，相对被剥夺者感到愤怒，终于以暴力和犯罪的方式爆发，以释放他们的敌意。日益凝聚的社会不公平感与收入不平等直接相关，并且在那些穷人与富人生活密切邻近的社区中形成。[32]贫富差距过度悬殊会引发暴力行为，尤其是与生俱来的不平等更容易导致暴力。[33]
社会支持缺乏必然带来贫富差距，使弱势群体陷入贫困和失业处境，进而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是相对的，必须被弱势群体感知，具体表现为弱势群体对自己所处阶层的认知。如同马克思所说：“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需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的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越发感到受压抑。”[34]弱势群体是否感知权利被剥夺，往往有一个“参照群体”，即一般是根据某个真实的或想象的社会群体的标准来评价自己的社会地位或社会行为的。[35]值得注意的是，参照群体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相关研究表明，在以往，人们在选择参照群体时，更倾向于选择自己周边的人或与自己身份地位相似的人作为参照的对象。但随着社会结构的迅速变化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社会身份认同开始出现“断裂”特征，这有可能导致人们在选择参照群体时，已不再限于自己周边的社会群体，而可能根据他（她）们通过各种信息了解到的理想社会群体及生活方式来评价自己的社会地位。[36]这就在某种意义上促使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相对剥夺感的弱势群体的扩大。
基尼系数是用来测量社会总体财富分配不均的重要标准。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37]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基尼系数的成长和犯罪的增长成正相关。[38]基尼系数愈大，社会分配就愈不公，弱势群体的相对被剥夺感愈强，从事犯罪活动的可能性就愈大，“相对丧失论是中国流动人口犯罪的一种可能解释。”[39]
此外，精神方面的社会支持缺乏会对相对剥夺感起到一种强化作用。就流动人口而言，如果他们的人格权在城市得不到尊重，情感上得不到满足，这必然会强化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对他们实施犯罪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构建预防弱势群体犯罪的社会支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