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对轻罪的预防和惩治，加强轻罪刑事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对轻罪的重视和惩治有利于防止重罪的发生。我国战国时代的商鞅就主张：“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14]商鞅的重刑主义思想固然不可取，但是其重视对轻罪的预防和惩治，通过对轻罪的惩处以遏止重罪的思想确实有其合理性。刑事古典学派的开创者贝卡里亚则说得更为透彻：“如果人们并不孤注一掷地去犯严重罪行，那么，公开惩罚重大犯罪的刑罚，将被大部分人看作是与己无关的和不可能对自己发生的。相反，公开惩罚那些容易打动人心的较轻犯罪的刑罚，则具有这样一种作用：它在阻止人们进行较轻犯罪的同时，更使他们不可能去进行重大的犯罪。”[15]正如曾任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的勃兰代斯所说的那样：“我们政府是威力强大无所不在的教员，教好教坏，它都用自己的榜样教育人民。”[16]如果政府忽视轻罪的治理，那么相当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在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使用暴力，将导致社会的流氓化、暴力化倾向，形成严重犯罪的肥沃土壤。因而，惩治轻罪是我国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的必由之路。[17]其次，对轻罪案件实行轻缓刑事政策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正如菲利所指出的那样：“轻罪法庭审理的案件的实际数量要多，因为就像动物中产卵率最大的往往都是体积较小的低等动物一样，在犯罪当中轻罪（像小额盗窃、诈骗、流浪等）也往往占多数。”[18]目前，轻罪案件已经在我国刑事犯罪总量中占有很大比例。比如，某区这类案件已经占到刑事案件总量的60%左右。[19]所以，对数量如此庞大的轻罪采取从轻处罚的轻缓刑事政策，无疑还有利于教育、改造、挽救大多数犯罪人，减少社会的对立面。据有关资料显示，将某区域近5年内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分别被监禁或适用缓刑的罪犯作比较：被监禁者刑满释放后的重新犯罪率为两位数；而被适用缓刑、纳入社区矫正者的重新犯罪率接近于零。[20]可见，对轻罪犯罪人多适用缓刑、社区矫正等轻缓性和开放性刑罚，罪犯就有条件保全家庭、保留工作，不会产生与社会隔离后回归社会方面的困难或障碍，因此他们对法院代表国家作出的宽大处理一般都怀有感恩心态，也就十分珍惜悔过自新的机会，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最后，对轻罪案件实行轻缓刑事政策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据测算，我国每年约用200多亿元的资金维持监狱的运转。[21]贯彻轻罪刑事政策，对轻罪尽可能多地采用社区矫正等非监禁刑，则不仅可以节省司法资源，而且还能提高司法效率，顺应当前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发展潮流。所以在犯罪控制上，越是加重打击严重犯罪，就越要对轻罪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即要实行“抓大放小”的刑事政策策略。刑法应该有所作为，有所不为，有所多为，有所少为。只有放“小”（轻罪），才能真正抓“大”（重罪）。[22]
二、轻罪政策视野下各国刑罚制度改革
由于西方“轻轻重重”两极化刑事政策是严格刑事政策（重重）和宽松刑事政策（轻轻）向更轻、更重两极化发展，而其宽松刑事政策主要是针对轻罪的，因而基本上可以说，西方的轻罪刑事政策就是宽松刑事政策（或者宽缓刑事政策）。在西方，轻罪刑事政策主要表现在轻罪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罚轻缓化和非监禁化上。[23]
（一）非刑罚化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