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减刑制度产生的根源及其适用过程来看，减刑制度在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范围内具有以下几项功能：（1）通过对表现良好的罪犯减免刑罚可以激励其改恶向善，尤其是由于减刑可以多次适用，其对罪犯具有明显的短期激励作用；（2）通过减刑可以调动罪犯的改造积极性，从而维护监管秩序的稳定，并且将改造好的罪犯提前释放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约监狱的改造成本；（3）对于那些逐渐消除人身危险性的罪犯，适当缩短监禁刑刑期，有利于节约国家行刑资源，实现行刑效益最大化；（4）通过对已消除或降低人身危险性的罪犯减免刑罚，有利于体现刑罚人道主义。
本书认为，完善的假释制度不但完全具备减刑制度的上述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上述功能的发挥。
第一，假释制度在对罪犯的激励方面完全可以替代减刑制度。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假释制度下，只要表现良好便可以提前获得释放，这对罪犯的激励是不言而喻的，并且这种激励可使罪犯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良好的行为，避免出现减刑制度下罪犯在因已减去的刑期达到法定界限而不能再予以减刑时可能出现的消极改造问题；另一方面，假释制度的短期激励功能完全可以通过存在于监禁刑执行过程中的累进处遇制得到有效发挥，并且这种激励功能要比减刑制度更加有效。对此，可以借助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加以分析。根据弗卢姆（）的“期望理论”，一个目标对动机的激励力量（M）究竟有多大，主要取决于效价（V）与期望值（E）的乘积，即激励力量=效价×期望值（M=V×E）。效价是指目标价值，期望值则是追求目标者对目标能否实现的可能性大小的估计。[32]那么，在监狱服刑的罪犯所期望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当然是自由，服刑罪犯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早日获得自由而展开的。正如刑事人类学派的开山鼻祖龙勃罗梭所言：“获得自由是一种梦想，囚犯总是为此而思虑。”[33]据此，在对效价进行评估时，就应该主要考虑自由的实现程度。在减刑的情况下，罪犯虽然被减轻了刑罚，可以早日出狱，但在当下却不可能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其距离自由目标的真正实现仍很遥远；而在以累进处遇制为基础的假释制度下，罪犯在表现良好时，不但可以早日出狱，而且还可以很快过渡到更高的处遇阶段，从而实实在在地享受到更多的自由。显然，这种激励作用的效价是更高的。而罪犯一旦获取了一定的自由，必然会产生进一步获取更多自由的强烈渴望，在此种强烈的心理欲求一次次地得到满足后，罪犯对自己能够早日摆脱监禁状态自然深信不疑，这样，通过处遇的变化便可以一次次地提升罪犯的期望值。因此，完善的假释制度不但能够实现对罪犯的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的有效统一，而且拥有比减刑制度更良好的激励效果。
第二，在假释制度的激励作用下，罪犯既担心自己的坏行为会导致自己不能被假释出狱，也担心自己由于表现不好而不能享受到更加优越的处遇，因此必然会持续保持良好的行为，由此监管秩序也可以在较长的时间内得以保持稳定。
第三，将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提前释放出狱，对处于高级处遇阶段的罪犯在严格监督之下延长其在社区的停留时间，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缓解监狱人满为患的状况。
第四，将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提前释放出狱，对处于高级处遇阶段的罪犯逐步放松管理和控制，可以保证行刑机关能够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刚入监罪犯及处于较低处遇阶段的罪犯的矫正上，这对节约行刑资源、实现行刑效益的最大化都是非常有利的。
第五，假释制度虽然并未改变原判刑罚，但是让已经消除人身危险性的罪犯提前释放出狱，对一贯表现较好的罪犯逐步放宽处遇条件，实质上仍然起到了避免刑罚过剩的效果，并且这种逐步赋予罪犯更多的自由并让其逐步适应社会的做法，也是刑罚人道主义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