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们对国有经济的保护非常重视，这在刑法中有诸多体现，如公司、企业领导人违反忠实义务所涉及的犯罪，由于所有制不同，同样的行为，罪名不同，刑罚也不同，差距之大，甚至达到了生死之别。本书无意对这种差别妄加厚非，反而认为平等不是不允许有所区别，相反，合理的区别对待是必要的，也是平等保护的应有之意，但另外，平等保护的基本含义在于一体保护，不应该对一方加以保护而对另一方不加保护，不允许不合理的区别对待。反观我国刑法，在平等保护方面存在许多需要思考的问题。如针对公司、企业领导人违反勤勉义务的行为，刑法规定有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和签订、履行合同被骗罪，对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失职行为加以惩治，但对于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的失职行为却没有犯罪化。针对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刑法规定有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对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的非法竞业行为加以惩治，但对非国有公司、企业董事、经理同样的行为却没有规定为犯罪。这便不利于对非国有公司、企业利益的保护，也与非国有制经济迅猛发展、地位日益重要的大势相左。这样造成的结果，一方面是难以发挥刑法保护非国有经济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形成刑法漏洞，难以贯彻严密法网的原则。为此，应重新审视刑法对国有和非国有经济保护的差别对待，区分其合理之处与不合理之处，在此基础上对相关刑法立法予以完善。目前首要的工作是修补刑法漏洞，将需要刑法保护但刑法却没有予以犯罪化的严重危害非国有公司、企业利益的行为予以刑法规制。
（四）惩治力度和惩治方式也存在问题
一般来说，公司、企业领导人所涉及的犯罪危害巨大，但相关犯罪法定刑的强度、种类、刑罚的执行等方面均存在问题。
2006年4月29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金额最大的金融证券案“德隆案”做出一审判决：对德隆系三核心企业总计处以罚金人民币103亿元，对德隆首脑人物唐万新两罪并罚判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具体而言，被告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亿元；被告单位德隆国际战略投资有限公司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亿元；被告单位新疆德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罚金人民币50亿元。被告人唐万新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在周正毅案中，法院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周正毅有期徒刑2年6个月，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在2003年的刑案中，周正毅还被判罚金4000万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