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企业帮教的产生与社会治安需要密切相关。温州地区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早，经济繁荣，就业机会众多，外来人口数量较多，尤其是从90年代开始每年都有大量中西部地区的外来人口到温州“淘金”。[2]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为地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充足劳动力，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方治安形势的恶化。根据犯罪学的相关理论，贫富差距扩大、人口快速流动、城市中匿名生活会削弱社会控制力量，容易引发大量的违法犯罪行为。[3]因此，很明显，20世纪末期温州地区的犯罪数量急剧增加，其中大部分是外来人口犯罪，社会治安严重恶化，居民安全感降到极低的水平。[4]于是，控制犯罪尤其是控制流动人口犯罪成为地方政府维护和谐稳定的重要环节。
再次，企业帮教的成功开展离不开温州地区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原因，温州地区的国有企业比重一直较低，集体企业的数量也不多。改革开放后，地区经济更是主要依靠民营企业来支撑，包括各类不同组织形式的私营企业以及数以几十万计的工商个体户。从统计数据来看，三十多年来民营企业对温州经济的贡献率每年都达到90%以上，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5]民营经济的强大实力使温州地方政府较早地意识到，政府不是万能的，良好的治理需要政府与社会力量携手合作。所以，总体上看，温州政府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一直相当宽容，在管理企业方面也长期采取所谓“监管不力”、“放任自流”的政策。[6]事实上，地方政府这种行为模式也为1999年年底民营企业参与到矫治青少年缓刑犯这种新型的、尚没有明确法律依据的帮教活动创造了客观环境。按照社会学的理论，个体的行为是嵌入“关系网络”中，也就是说，个体的行为选择必然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而政府是社会环境至关重要的组成者，其态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的行为方式。而温州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与各类民营企业形成了一定的共容利益，[7]这种共容利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不仅能在较短时期内促使民营企业迅速成长，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又能保障社会平稳安全、和谐发展，从而最终成为地方官员的良好政绩。归纳为一句话，政企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既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温州区域经济发展道路，也为民营企业延伸行为触角，深入而宽泛地介入地方公共事务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最后，撰稿人所做的研究虽然属于典型调查，但不意味着该现象是一时之作或者说极其特殊，纯属地方经验而不具有推广性。事实上，企业参与帮教的现象并非“横空出世”，它既有历史渊源，又有一定的政策依据。[8]考察与此相关的一些实践活动便可以发现，企业参与帮教活动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出现，只不过彼时的企业帮教与现时的企业帮教在“企业”的构成上有所变化，在帮教对象上有所差异。就这一点而言，撰稿人现时所研究的“企业帮教”活动，不过是“旧瓶中的新酒”罢了。[9]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近几年在浙江乃至全国其他省市，“企业帮教”一词被频频提起，成为颇具点击率的“流行词汇”。[10]当然，各地以“企业帮教”冠名的若干活动，在内容上并不完全相同，既包括与鹿城法院开展的相类似的活动，也包括企业参与刑满释放人员安置帮教，还包括企业参与监管暂缓起诉的犯罪嫌疑人等。[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