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分析，我们倾向于将暴力性犯罪的“暴力”做广义的理解。
四、“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范围限定
根据刑法的具体规定，我们可以对“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大致划定一个范围。基本方法是，先划定暴力性犯罪的范围，然后再依有组织的标准予以限缩，再结合总则第50条第2款规定的死缓减刑、第81条第2款规定禁止假释的10年以上法定刑，进一步缩小范围。
第一步，先划定“暴力性犯罪”的范围：
（1）总则所规定的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
（2）分则中明确规定对人实施暴力的犯罪，包括：明确规定暴力手段的犯罪，如劫持航空器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武装型犯罪，如武装叛乱罪；强迫型犯罪，如强迫卖**罪、强迫他人吸毒罪；直接侵犯人的身体的犯罪，如故意伤害罪、战时自伤罪；可能以不特定人的人身为对象的犯罪，如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恐怖活动犯罪；劫夺型犯罪，如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劫夺被押解人员罪。
（3）分则中针对物体实施暴力的犯罪，包括：侵犯他人占有权的对物暴力犯罪，如抢夺罪（第267条）、故意毁坏财物罪（第275条）、破坏生产经营罪（第276条）；侵犯文物管理的对物暴力犯罪，具体指故意损毁文物罪、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第324条）。
（4）分则规定的既针对人身、又针对物体实施暴力的犯罪，包括危害公共安全的暴力犯罪，如破坏交通工具罪（第116条、第119条）、破坏交通设施罪（第117条、第119条）、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第118条、第119条）、破坏广播电视设备、公用电信设施罪（第124条）；危害国防安全的暴力犯罪，如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讯罪（第369条）。
第二步，按照“有组织犯罪”的标准，对以上暴力犯罪的范围进行限缩。可以有两种方案，一是广义“有组织”的标准，即《刑法》第26条第2款和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三人以上的犯罪集团”；二是狭义“有组织地”标准，即参照《刑法》第294条关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特征之（二）、（三）所描述的“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将暴力性犯罪限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暴力犯罪。本章倾向于第一方案。因此，虽属暴力性，但不是有组织的犯罪，自然不能进入“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之列。
第三步，在“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基础上，再结合总则第50条第2款规定的死缓减刑、第81条第2款规定禁止假释的10年以上法定刑，进一步缩小范围。例如，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强迫他人吸毒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第275条）、破坏生产经营罪（第276条）、故意损毁文物罪、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第324条），强迫劳动罪（第244条）、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虽然可能同时具备有组织和暴力性两个特点，但因不具备10年以上的法定刑条件，也不在“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之列。
当然，在确定了对第50条第2款和第81条第2款规定的“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范围后，如何适用这些规定，仍然应该有刑事政策方面的考虑。本着教育、改造、挽救、预防的目的，对于因实施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死缓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犯，同样应以再社会化或“给出路”为努力方向，不应一味盯着他们先前的罪行而无视其认罪悔罪、积极改造的表现，机械刻板地执行限制减刑和禁止假释的规定。
虽然经过努力和多方面的制度安排，“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在刑法适用中其范围仍能基本确定，但此番修法也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或警示，那就是刑法修正时要慎重对待新词，尤其对于总则拟增加的新词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在将犯罪学的词语引入刑法典时要特别谨慎。因为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学科性质不同，犯罪学为事实科学，其概念的使用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尽管有组织犯罪和暴力性犯罪均为犯罪学中的通用概念，但毕竟不是作为规范科学的刑法学专业用语，更不是刑法体系中的法律术语。刑法固然需要与时俱进，但刑法语言的创新也必须与刑法的既有规定、概念体系协调一致。否则，因为词语的不明确、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也会妨碍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而借由“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这样的弹性术语，以彰显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严”，作为民众的心理安慰未尝不可，但就法治而言，由此传达出去的也许不会是一个好的信号！
[1] 此处的“投毒罪”应根据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三）》的规定修改为“投放危险物质罪”。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 康树华主编：《当代有组织犯罪与防治对策》，12～13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
[4] 赵秉志、于志刚：《论刑法典对有组织犯罪的惩治》，载《法商研究》，1999（1）。
[5] 卢建平：《有组织犯罪比较研究》，10～25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6] [日]日本犯罪学研究会编：《犯罪学辞典》，497页，东京，成文堂，1982。
[7] 叶高峰：《暴力犯罪论》，27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8] 曹子丹：《中国犯罪原因研究综述》，256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