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对待说。该说认为，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同为实行犯的共同犯罪案件的定罪，原则上依照有身份的实行犯的犯罪性质定罪。但是，也有个别种类的犯罪，无身份者虽然与有身份者同为实行犯，无身份者实施犯罪，但是没有利用有身份者的身份或者职务便利，在这种情况下，应对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按各自行为的性质分别定罪，并举例说，公民甲与现役军人乙共同去盗窃某武警连队的枪支，甲并未利用乙的军人身份或职务便利去实施犯罪，依照刑法，对甲应定盗窃枪支罪，对乙则定盗窃武器装备罪。[8]
2.观点评析
主犯决定说的缺陷是很明显的。这是因为：第一，主犯同从犯一样，都是共同犯罪人的一种，是刑法中明确规定的在共同犯罪的性质确定以后的一个量刑情节，亦即是主犯还是从犯，只对审判中量刑的轻重起作用。我们显然不能用这样一种量刑情节来作为是定此罪还是定彼罪的依据，否则只能是本末倒置。第二，根据这一观点，当无身份者和有身份者只有一方是主犯的时候还好解决，而当无身份者和有身份者均为主犯的时候，是按非身份犯定罪还是按身份犯定罪，就不好解决。第三，就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内外勾结进行贪污或者盗窃活动的共同犯罪而言，应该说，尽管我国贪污罪的起刑点数额（5000元）比盗窃罪的（500～2000元）要高（笔者认为，这是立法者没有将贪污罪与盗窃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协调好），但从我国对贪污等职务犯罪从严从重处罚的一贯刑事政策和立法、司法精神来看，贪污罪的性质显然比盗窃罪要重。因此，在这种案件中，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其职务上的便利或者说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而不管利用的程度如何），都应定性为共同贪污罪，而不管究竟是哪一方在犯罪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对此，有学者已明确指出，无身份者勾结有身份者共同作案的情况下，由于身份已不再是共犯的主体要件，无身份者因与有身份者联结而具备了身份犯罪的主体资格，对各共犯人应统一以该身份犯罪处罚。[9]第四，举例来看，在妇女教唆、逼迫男子实施强奸行为并起了主要作用，而男子虽具体实行了强奸行为，但却只起次要作用的情况下，按照主犯决定说，就无法确定这一共同犯罪的罪名。
犯罪客体说主张的“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而无身份者并没有利用有身份者的身份便利的，分别定性”的观点比较合理。但其“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利用了有身份者的身份便利的，根据犯罪行为侵害的主要客体认定犯罪”的说法同主犯决定说的基本思想是一样的。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按照共同犯罪行为主要侵害的客体认定犯罪性质，而应该依据两种客体中刑法重点保护的是哪一种来定性，显然，相比之下，身份客体（即与一定身份相联系的社会关系）才是刑法重点保护的客体。再者说，如果共同犯罪行为侵害的两种客体无法分清主次，就会同主犯决定说一样，出现不好定罪的情况。
分别定罪说的缺陷有以下几点：第一，该说有悖于共同犯罪的构成原理，忽视了共同犯罪的整体性即共同犯罪人之间共同犯罪故意的存在以及共同犯罪人各自行为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除了个别情况下存在的无身份者并没有利用有身份者的身份之外，如本章前面所分析，对无身份者和有身份者都应该按照有身份犯统一定罪。第二，按照该说，还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非身份犯与身份犯的定罪量刑标准不一样的话，在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各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当的情况下，就可能出现量刑上的悬殊差距，甚至出现一方无罪，另一方有罪的情况。尽管如前所述，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立法上的不协调因素有关，但即使不考虑这些不协调因素，也不能否认其对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的明显违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