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是我国独创的最能体现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刑罚制度，是我国刑罚体系中唯一的限制而非剥夺人身自由的主刑，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社区处遇制度，符合刑罚的开放性、社会性、人道性的发展方向。从减少监禁、避免交叉感染、扩大开放性处遇措施的角度来讲，管制同缓刑具有同样的刑事政策意义。曾经广泛使用的管制刑，但在近二十多年中基本存而不用，管制刑的适用率极低的现状，使这一立意极好、符合现代刑事政策的刑种，在司法实践中几乎陷于名存实亡的境地，有的人民法院10多年间从未适用过管制这一刑种。[12]
管制刑适用率极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重刑思想的影响之外，在制度层面（包括立法和执行方面），也存在诸多不到位：如定期报告不到位，管制犯活动脱离监管；外出审批不到位；群众评议不到位（定期组织群众评议难以到位）；公开宣告不到位；与其他刑期衔接不到位；没有专门人员或组织负责、基层公安机关警力紧张，监管不力、考察流于形式也是影响管制适用的主要原因。对于管制刑的完善，本书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在立法上应扩大管制刑的适用对象和范围，主要从犯罪的性质、社会危险性程度以及罪犯的主观恶性等方面来考虑。对于那些罪行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罪犯的主观恶性不大，尤其是过失犯罪的，都应当是管制刑适用的范围。立法上可以考虑对法定刑期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行增加管制刑这一刑种。
第二，充实管制刑的具体惩罚内容、注入实体性内容。虽然现行《刑法》第39条规定了被判处管制刑的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应当遵守的若干规定，但与其他国家同类刑罚制度相比，我国刑法对管制刑的具体惩罚的内容或者说监督内容还是较少，刑罚强度不够，执行内容较为虚泛，缺乏刑罚的可感性，难以对罪犯形成应有的心理强度与外在压力，导致该刑种的惩戒作用十分有限。正如有学者所言，目前管制刑的适用，与其说体现了刑罚轻缓化，不如说是惩罚的虚无化。[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