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刑法在缓刑制度方面没有很好地体现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政策。本书认为应扩大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范围，因为未成年犯年龄较轻，可塑性强，且犯罪多属于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立法上应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慎用监禁刑的原则。如可考虑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只要不是累犯，犯后有悔罪表现、能够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均应适用缓刑。而对于宣告刑虽高于3年但在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也可适用缓刑。
另外，如前所述，肯定暂缓起诉与暂缓宣告的积极意义，对于保护未成年人犯罪也是十分必要的，即对未成年人犯罪原则上选择暂缓起诉与暂缓宣告，使得缓刑替代短期自由刑的选择余地更大、更灵活。
（三）明确缓刑考验期间的行为规范
刑法关于缓刑监督程度或等级方面，目前过于单一。从国外的情况来看，缓刑的监督根据其监控程度与内容的不同，一般有三类：严格监督、中等监督与宽松监督。[19]从监督的形式来看，则包括附监督考察的缓刑与附社区劳动的缓刑。我国的缓刑只是附监督考察的缓刑。本书认为，可以将缓刑的监督程度、内容与形式结合起来，充实缓刑期间的义务规范。如中等监督与严格监督的原则上同时附社区劳动，并在监督内容上还相应增加具体的要求，例如：禁止进入特定场所、接受医疗处遇、不得酗酒、不得拥有违禁物、不得接触和联系从前犯罪团伙的成员、同监督考察官员接触的次数、报告活动情况除了定期报告外还须听从监督人员的随时报告等。这种完善思路在《刑法修正案（八）》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当然，这些义务要求是因具体犯罪人而异，具体是否适用以及如何搭配适用应由法官酌情决定，并形成书面文件，以便于监督和考察。
（四）改革缓刑制度的法律后果
现行刑事法律关于缓刑犯违反考察义务的法律后果方面，规定的过于严苛与单一。对此，可以借鉴我国澳门地区刑法对于缓刑法律后果的规定。澳门《刑罚典》第53条规定，对于不遵守缓刑条件之被判刑人，法院得：（1）作出严正警告；（2）要求行为人就履行有关条件作出保证；（3）命令履行新义务或遵守新行为规则，或在重新适应社会的个人计划中加入新要求；（4）延长缓刑考验期，延长的标准是以原定考验期限的1/2为限，但最少不低于1年，最多不得高于5年。同时，根据澳门《刑法典》第54条的规定，只有在被缓刑人明显或重复违反有关义务或行为规则，或者重新犯罪并被判刑，显示适用缓刑无法达到刑罚之目的时，才能废止原判缓刑。本书认为，缓刑制度本为避免监禁刑之弊端而设，因此，对于撤销缓刑、恢复原判监禁刑的执行有必要持慎重立场，应将撤销缓刑作为最后不得已的手段加以使用，即只要有其他手段足以惩戒被缓刑人时，就不要轻易撤销缓刑。在此问题上，上述澳门地区刑法的规定有一定借鉴意义，其根据违反规定的程度不同，规定了多种处分措施，对于轻微违反缓刑条件的罪犯，并不立即取消其缓刑资格，而是立足于挽救犯罪人的目的，先通过警告、延长考验期等途径，给其一个改正的机会。只有在被缓刑人明显或重复违反有关义务或行为规则，或者重新犯罪并被判刑，显示适用缓刑无法达到刑罚之目的时，才能废止原判缓刑。故此，本书认为，为避免我国缓刑法律后果的严苛与单一，可以作如下考虑：一方面，除了对于严重违法甚至又犯新罪的撤销缓刑之外，还可以考虑增加适用警告并延长考验期、警告并附加社区劳动的处理方法。另一方面，对于所有的新罪、漏罪，不问轻重、性质程度而一律撤销并罚，也未必合理，对于一般过失犯罪、性质和危害较轻的犯罪而被免于刑事处分等，可以考虑适用警告并延长考验期限、警告并附加社区劳动或者增加遵守另外的其他条件。这样的措施体现了对缓刑撤销的审慎态度。
四、假释制度的完善：从观念到体制的变革
